星期四, 八月 22, 2019
首頁 香港故事 獅子山下通識滙

獅子山下通識滙

土瓜灣的古今 土瓜灣位於九龍灣西南面,南鄰紅磡,北接九龍城,西面為山坡地帶。它的現代工商業發展雖然比不上油尖旺區,但其歷史之悠久,則為港九各區之冠,它最重要的史蹟,是與宋末君臣逃難有關。 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朝臣奉持幼主益王趙罡、衛王趙昺及一批宗親出走,輾轉由沿海乘船逃至官富場(九龍灣),他們在區內停駐了幾個月,留下了一批的遺跡,均反映在地名上,包括:土瓜灣、宋皇臺、二黃店、古瑾村等。 本港歷史學者羅香林教授在其著作中記述:「土瓜灣一帶古老相傳,謂其村以創立較早,故當(宋)帝罡等抵達官富場時,其村民即備舟結隊,首為出迎,並奉獻糧食,以供困乏,因其護駕有功,乃獲御賜黃緞巨傘一把,傘面書字甚多。......迄宋亡後,土瓜灣每歲競渡,仍必先奉御賜巨傘於專設巨舟,由紳耆牽村民向之叩拜後,乃出龍舟競賽焉。」 羅氏後來在另一場合指出,「土瓜灣」之名,就是因種植土瓜而來。所謂土瓜者,即番薯(Sweet Potata)也。 宋末君臣曾「駐驆」官富場一帶的事實,史書上有正式記錄,故上述傳說之可信性頗高。不過必須指出,土瓜並非番薯,而是華南地區土產的薯蕷科(Dioscoreaceae)塊根作物「薯蕷」(學名:Dioscorea opposita),廣東很多地方稱為參薯、大薯或土瓜。而番薯則是旋花科作物,原產於中南美洲,17世紀時由西班牙殖民者帶往菲律賓種植,至18世紀才由菲律賓傳入中國的福建及廣東,故稱為番薯,有些鄉村則稱作地瓜。故此宋末時代中國不可能有此種作物,羅氏是將土瓜與地瓜混淆而已。 不過,另一種說法是土瓜灣是因地形而得名。因昔日該灣對開海面不遠,有一小島,形如土瓜。島上有一所袖珍龍母廟(龍母為珠江水神),它雖然細小,卻頗有名氣,嘉慶《新安縣誌》列為古蹟。該誌卷十八〈勝蹟略〉說:「瀕海石廟在隔岸村前海濱,有巨石廣袤十餘丈,上群石崚嶒磊?成龕,中祀天后(為龍母之誤),旁環古樹,每水流急湍,石上隱隱有雲氣,亦奇觀也。」本港著名境內旅行作家吳灞陵,在1930年代編的《旅行手冊》中,稱此為「土瓜灣島」,島上的小廟為海心廟(亦名海壇廟)。他又說,該年代不少青年情侶,從土瓜灣乘小艇到島上遊覽,是談情聖地。島上怪石林峋,其中以魚尾石最形神肖似,它遙對鯉魚門,風水尤佳。 香港政府1863年的《九龍半島圖》,將此島標為石排(Shek Pai),1902-3年的圖,則標作土瓜環島(To Kwa Wan Island),吳氏所稱的土瓜灣島,相信是據此而來的。不過,有些本地居民則因島上有海心廟而稱之為「海心島」。 筆者認為,該島不稱「土瓜島」而作「土瓜灣島」,是島因土瓜灣而名,而非土瓜灣因島形而名。1964年,土瓜灣再次填海,海心島嶼陸地連成一片,工程進行時,將島上之龍母小廟,遷移至今下鄉道天后廟旁。另一方面,香港賽馬會亦捐款在新海旁建「海心公園」一座,舊日島上的魚尾石,則保留於公園內,更加建海心亭,柱上刻有楹聯:「海心亭具西湖韻,魚尾石全此地靈」。
在九龍城西面,即今九龍仔公園與又一村之間,昔日有一小村——九龍仔,其名載於嘉慶《新安縣誌》,與九龍寨同屬官富司管轄。據港府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8吋比例組別),該村規模細小,耕地不多,相信其村民是從九龍城寨或九龍街分支而來,故稱為「九龍仔」。該村有小徑經風門坳(今東寶庭道近九龍仔公園處)往九龍城寨。20世紀初期,英國軍部在村址附近建軍營時,村民獲補償他遷,只餘下較南的小部份耕地(土名鴨仔湖)。據港府出版的《香港、九龍及新界地名誌》(A Gaze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 the News Territories),1943年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將部份受影響的九龍城居民,徏置到鴨仔湖附近,稱為模範村(Model Village or Mo Fan Tsuen),其址即今李惠利專業學院及浸會大學學生宿舍。 1950年代初,港府將窩打老道以東,蘭開夏道以北的九龍仔剩餘荒地,開闢為低密度住宅區,並在其中心地點,劃出一地段,作為「九龍仔業主會」會所及運動場。區內街道,像「九龍塘花園市鎮」一樣,全部以英格蘭郡縣而名,如牛津道(Oxford Road)、劍橋道(Cambridge Road)及對衡道(Durham Road)等。 1960年代初,為配合噴射機時代到臨,港府在啟德機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海中,填海泥土,全部取自九龍仔山坡,風門坳因此而消失,削平後的台地,因利乘便闢為九龍仔公園。不過,航機降落新跑道的路線,經過九龍塘、九龍仔與九龍城,飛機升降的噪音,對當地居民造成困擾,這問題到1998年機場遷往赤鱲角才解決。
九龍塘 在1819年的嘉慶《新安懸誌》中,九龍塘是官富司管轄的「客籍」村莊,故此相信它是「復界」後創立的。據港府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村址位於現今深水埗區內,即界限街與西洋街北段交界的警察體育會球場,它背靠小山(現為儲水池),村前為廣闊的海濱「圍田」,有「基圍」(堤壆)防海水湧入。圍田的前身,是曬鹽之海灘,昔日習慣稱為「塘」,村名「九龍塘」,就是指它位於九龍地區的低漥地帶,在基圍的西端,尚有一小村「塘尾」,相信指它是在九龍塘堤壆的末端。 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九龍塘村很快便消失。據掌故家魯金(梁濤)報導,其原因是在1897年時,本港有商人,探知英國打算向滿清政府租借界限街以北地區,在未定約前已在界北收購土地,九龍塘村民不知底蘊,見商人出價高,便紛紛將土地出售,然後他遷,九龍塘村遂逐漸解體。商人購入土地後,將中國地契轉為港英官契,再將土地轉賣牟利。不過,稍後香港政府將該地段,大部分劃為運動場和休息地,所以投機商人所得不多。至於「九龍塘」之名,1920年代的政府地圖,把它「移至」現今又一村以北的位置。 1922年,以立法局議員義德(Montague Ede)為首的一批英商,組成「九龍塘及新界發展有限公司」(Kowloon Tong and New Territories Development Co.)計劃將九廣鐵路以東,與九龍仔比鄰的土地,闢建為英國式花園別墅市鎮,稱為「Kowloon Tong Estate」,但工程受到1925年省港大罷工和發起人病逝的影響而停頓。罷工結束後,投資者組成「維持會」,謀求繼續發展,但資金短缺,後來得到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協助,終於在1929年完成。由於投資者大部分為英商,所開闢的十多條道路,都以英格蘭的郡縣而名,如新月形的雅息士道(Essex Crescent)、半扇形的律倫道(Rutland Quadrant)、長形的根德道(Kent Road)和天井形的志士達道(Chester Road)。同時,為感謝出手援助的何東爵士,更將一條曲尺形的街道命名為何東道(Ho Tung Road),後者可說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另一方面,「維持會」亦決定將雅息士道所圍繞的地段,建為九龍塘花園城會所,並設球場與泳池,供區內業主使用。 這個「花園城市」的創建,使「九龍塘」的稱呼,由西向東遷移近一公里,是香港地名演變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旺角位於九龍的中心,是九龍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不過,它的歷史比不上九龍城,初期的城市發展也頗為緩慢。
九龍城 九龍城區位於九龍半島北部,東南臨九龍灣,它現今的行政範圍包括九龍城、九龍塘、馬頭圍、何文田、土瓜灣及紅磡。其歷史悠久,「九龍城」之名,是從九龍寨城而來。 九龍灣沿岸地帶自古產鹽,宋代正式設官富鹽場,故該處稱為「富鹽場」,元代鹽產漸減,朝廷撤銷鹽場,改設官富巡檢司以管轄該地區。清初「遷海」,區內居民被迫內遷,原來的官富巡檢司「治所」(官署),遷往新安縣南頭城的赤尾村,官富場原址則變成九龍台,只是一個負責見賊示警的烽火台。到嘉慶年代,因防禦海盜,將佛堂門炮台移建於九龍灣,稱為「九龍寨炮台」,它在鴉片戰爭初期,發揮了抗英的作用。香港島割讓後,為應付帆船走私洋貨到內地的問題,將當時駐於南頭赤尾村的官富巡檢司,重新遷回九龍寨,並改稱為九龍巡檢司。當時九龍寨並無公廨(官署),故需新建寨城,其址即現今九龍城寨公園。城寨略如平行四邊形,東西南北各一門,南面為正門。 19世紀中葉的「九龍城」是以九龍寨城為中心,散佈在四面內外的二十多條村落,1860年,英軍擴大侵華,強行在九龍尖沙咀登陸及駐扎,租借九龍半島南部,8月,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中國被迫與英軍簽訂《北京條約》,九龍界限街以南遂由租借地變為割讓地,但九龍寨城位於界限街以北,故仍屬於中國領土。1899年,英國租借新界後,實行驅逐九龍寨城的中國官兵,港英政府多次企圖全面接管九龍寨城,與居民發生衝突,中國政府亦根據有關條約聲援居民,英國計劃落空,不過,城寨因此成為三不管地帶。 1942年香港淪陷後,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作軍用,清拆九龍寨城的牆垣,寨城內的主要建築物,從此消失。1949年中國大陸政局變動,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九龍寨城內外,滿搭木屋,黑社會利用香港法例無法在城寨執行的漏洞,進行黃、賭、毒等非法活動,該處一度被稱為"藏垢納污"之所。1985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訂後,中英雙方對九龍寨城問題取得諒解。由香港政府撥款拆卸非法建築,並給予有關者適當賠償,原址改建為九龍城寨公園。工程於1995年完成,「九龍寨城」及「南門」兩石額,在南門原址附近出土,經修補後在公園內保留,供市民參觀。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上) 20世紀初,九龍城地區開始城市化。當時有兩個商業集團,分別在區內進行花園市鎮發展計劃。其一是英商集團的九龍塘花園城市,另一個是華人社會領袖集團的九龍灣填海建屋計劃,兩者都因「省港大罷工」及發起人去世而遇到困難,後者只能完成約一半工程,部分建成屋宇及街道最後亦因機場發展而拆卸。 九龍灣填海建高尚華人住宅的構思,是由伍廷芳博士提出,計劃的實施則由一間名為「啟德營業有限公司」(The 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 Ltd)負責,主要的發起人是華人立法局議員何啟及殷商區德,參加者還有多位當時著名的紳商:曹善允、張心湖、周壽臣、黃廣田、莫幹生、韋玉、周少岐和李桂培等。該公司的名字,就是以兩位發起人的名字合成。 何啟是廣東南海人,先後在英國獲得醫學及法律學位,返港後從事法律業務。1890年起任立法局議員長達24年,並獲授爵士銜,他亦曾協助在中國國內推行「維新運動」。 區德又名歐澤民,廣東南海人,在香港以經營「昭泰隆」(A. Tack & Co.)百貨及傢俬業起家,擁有大批物業,中環的昭隆街與安蘭街大部份屋宇,都是他興建的。他和何啟是姻親。 啟德發展公司向港府解釋它的發展計劃時,提出的主要論據是:「滿清政府倒台後,中國國內局勢動盪,有必要為大批到來香港的華人提供舒適的住所,藉此可令他們定居香港,投資發展本地經濟。」 港府經過考慮,因多種原因難決,適逢何啟急病去世,故延至1915年末才批准填海200畝,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工程於1920年完成,之後立即動工興建房屋,這個稱為「啟德濱」(Kai Tak Bund)的地域,規劃為十多條街道,其名稱都以「啟」和「德」作字根。東西走的五條,用仁、義、禮、智、信為名,即啟仁道、啟義道等,連同長安街共六條大路。南北走的道路,用數字排名,即分別為一德路至九德路。樓宇建成初期,因受毒蚊與瘴氣的謠言,以及交通不便的影響,入住者稀少,直至兩者澄清及改善後,才有較多人遷入。 第二期工程在1921年開始,但進行並不順利,1926年工程停頓,其主要原因,是期內先後發生「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香港經濟嚴重衰退,不少居民更離港返鄉。最後到1927年,填海工程被政府接管。 省港大罷工除令港英政府經濟損失外,英國在中國的外交及政治利益亦受打擊。當時中國的「北伐」進展迅速,引起各地民眾借此衝擊「通商口岸」的英租界,令國民政府得以藉此收回漢口、九江、鎮江和廈門的英租界,英國擔心香港殖民地的穩定,遂興起在香港建立一個空軍基地,以加強防衛的念頭。接近港島的啟德演,正符合這個需求,除軍事用途外,機場亦可應付當時在全球各地興起的民用航空業務,其濱海位置更有利於水上飛機的使用。
油麻地是現今九龍半島一個人口稠密,商業興旺的區域。在19世紀中葉以前,它只是半島西面,位於官涌出海口與北面「井前角」之間的一個海灘,為漁民泊舟之所,灘旁有稱為「上角」的小山崗。
九龍城的古蹟和鄉村——龍津石橋 九龍城是九龍半島古蹟和鄉村最多的區域,除九龍寨城與宋皇臺外,還有龍津石橋、侯王廟、樂善堂、竹娘廟、銅鼓山等。舊鄉村則有前圍、衙前塱、打鼓嶺、隔坑墩、東頭村、石古壟、沙埔、沙地下、西頭村、龍湫井、瓦窯頭、馬頭圍、馬頭角、馬頭涌、珓杯石與九龍仔。在20世紀城市化過程中,它們大部份都闢為街道,但在名稱上留下痕跡。 19世紀末期,九龍城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建築,就是龍津石橋,與它直接或間接有關的,還有龍津亭和龍津義學。 「龍津」之名,是由「聚龍通津」而來,其意即城池通出河流或海面的通道(如廣州的龍津路,就是昔日城西通往珠江的通道)。而龍津石橋,就是從九龍寨城沿龍津路,出城寨後經九龍大街一直通出九龍灣的橋道。 龍津石橋建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橋長六十丈(約210米)、闊六尺(約2米),橋躉共二十一個(稱為「石磉」),橋面用麻石板砌成。橋頭有龍津亭,亦稱「接官亭」,建築頗宏偉,有上下兩層,四面有門,石額「龍津」二字,為南海縣學者潘士釗手書,亭內嵌有創建碑記。後因沙石沖積,橋頭距海水漸遠,故於光緒十八年(1892),延續二十四丈木橋,伸出海灘,盡處作丁字形。當時北九龍為尚未開發之山崗地帶,並無正式道路,故龍津石橋為九龍城及沙田居民,乘搭街渡或小輪前往香港的碼頭。 1930年香港政府開築由九龍城往西貢的公路,龍津亭因位於路線內而拆卸,當局順應民意,將亭內石碑記和亭前古炮,搬往舊九龍城警署前草地安放。日佔香港期間,石橋殘餘石塊,亦被運走作擴建啟德軍用機場。此歷史性建築,從此消失。據九龍城老居民指出,原橋的路線,約在現今城南道。 2008年,港府古蹟古物辦事處,在舊啟德機場大廈附近進行發掘,發現龍津橋及龍津部份遺蹟,計劃發展為「歷史文化區」。

九龍醫院

九龍醫院(英文:Kowloon Hospital,醫院管理局內部代碼:KH)是香港的公營醫院,位於九龍城區加多利山亞皆老街,為九龍區首間由香港政府設立的醫院,由醫院管理局管理,為九龍中聯網醫院之一,主要提供服務予九龍區病人。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下) 機場於1930年建成,仍沿用「啟德」作為名稱,以反映其發展歷史。同時,英皇家空軍亦在該處建立一個基地(R.A.F. Station, Kai Tak)。幾年後,已有五間航空公司,以啟德機場為基地,擴展航線至中國多個大城市。1935年機場擴建,受影響的樓宇需拆卸。故此,接近機場的啟禮道、啟智道、啟信道、五德路、七德路和九德路,都在街道名冊中消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出動大批戰機,迅速將英空軍基地摧毀,日軍佔領香港後不久,更決定擴建空軍基地,啟德濱及九龍城寨以南的民居,及附近的二十條村落,如蒲崗、大磡、隔坑、馬頭涌及珓杯石等,全被剷平,村民被迫遷離,既無補償,亦無從申訴。更令人悲憤的,是日本軍為求多取沙石,不惜拆去九龍城寨的石牆,炸掉宋王臺兩古蹟。由於日軍的擴建,啟德機場面積增加一倍。 1960年代為配合噴射機時代的到來,啟德機場再次大規模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機場大廈則鄰近九龍城市區。擴建工程完成後,啟德機場成為國際知名的「空港」。隨着不斷增加的客和貨運,為香港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 機場大廈鄰近,亦開闢了一批新的通路,它們都以二次大戰後的民航機類型作為路名,如天威道(Skymaster Drive)、德高德(Dakota Drive)、康威道(Convair Drive)、彗星道(Comet Road)、電星道(Electra Drive)、協調道(Concorde Road),是一種可取的命名法。 1980年代九龍灣鄰近機場部份,又再一次進行填海,開闢了大幅土地,作住宅發展與其他公共用途。主要的道路和屋邨,亦以「啟」字作為字根,如啟祥道、啟福道、啟樂邨和啟業邨,承傳了「啟德」之名。 1998年香港國際機場遷往大嶼山赤鱲角後,啟德機場地區一度「沉寂」。最近,原址重新發展藍圖完成,注入了郵輪碼頭與其他現代化設施的新元素,我們冀望見到新街道和建築物的名稱,有更新的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