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七月 28, 2021
首頁 香港故事 獅子山下通識滙

獅子山下通識滙

在九龍城西面,即今九龍仔公園與又一村之間,昔日有一小村——九龍仔,其名載於嘉慶《新安縣誌》,與九龍寨同屬官富司管轄。據港府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8吋比例組別),該村規模細小,耕地不多,相信其村民是從九龍城寨或九龍街分支而來,故稱為「九龍仔」。該村有小徑經風門坳(今東寶庭道近九龍仔公園處)往九龍城寨。20世紀初期,英國軍部在村址附近建軍營時,村民獲補償他遷,只餘下較南的小部份耕地(土名鴨仔湖)。據港府出版的《香港、九龍及新界地名誌》(A Gaze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 the News Territories),1943年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將部份受影響的九龍城居民,徏置到鴨仔湖附近,稱為模範村(Model Village or Mo Fan Tsuen),其址即今李惠利專業學院及浸會大學學生宿舍。 1950年代初,港府將窩打老道以東,蘭開夏道以北的九龍仔剩餘荒地,開闢為低密度住宅區,並在其中心地點,劃出一地段,作為「九龍仔業主會」會所及運動場。區內街道,像「九龍塘花園市鎮」一樣,全部以英格蘭郡縣而名,如牛津道(Oxford Road)、劍橋道(Cambridge Road)及對衡道(Durham Road)等。 1960年代初,為配合噴射機時代到臨,港府在啟德機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海中,填海泥土,全部取自九龍仔山坡,風門坳因此而消失,削平後的台地,因利乘便闢為九龍仔公園。不過,航機降落新跑道的路線,經過九龍塘、九龍仔與九龍城,飛機升降的噪音,對當地居民造成困擾,這問題到1998年機場遷往赤鱲角才解決。

銅鼓山

九龍城砦東北面,有個小山嶺,昔日稱為「銅鼓山」,據說是因嶺上有一形似銅鼓的巨石而名。銅鼓是中國西南、華南少數民族(如苗、瑤、黎等)的一種銅製器皿,狀似木皮鼓,用以作祭祀、喜慶時敲擊作樂之用。此山不以石鼓而以銅鼓為名,傳說是因此石以木棍敲擊時,真的鼕鼕作響。往日鄉童在閒暇,常結隊登山擊石以為樂,故此嶺又有「打鼓嶺」之名。 這個山嶺,在誌書及舊地圖均無記載。不過, 在九龍城侯王廟現在尚存道光二年(1822年)《重修侯王宮碑記》內有兩句云:「且試登斯廟之亭,左望珓杯之石,右瞻銅鼓之山。」可證昔日確有銅鼓山的名稱。 銅鼓嶺山坡下,昔日有兩條鄉村,打鼓嶺與石鼓壟。兩者在1819年嘉慶《新安縣誌》並無記錄,但在1902年香港政府的《九龍半島地圖》,則清晰可見。由此推測,兩村居民都是19世紀期間移來定居的。「壟」是突出的小丘,石鼓壟相信是指鄰近石鼓(銅鼓)的小丘。英國租借新界後,將銅鼓山附近山坡劃為練靶場與軍用保留區。兩村居民的生活相信受到一定影響。 江山故人在他1935年遊記中,對兩村有下列記述:「打鼓嶺屋宇較多,且編有門牌者,所業者多養豬及製腐竹。……」「石鼓壟村村罟(捕魚設施)較少,園林特多,……出產之石榴最著名。」 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時,日機空襲啟德英空軍基地,有炸彈誤中打鼓嶺,燒燬多間村屋。到1943年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兩村均在遷拆之列,打鼓嶺村民被集體徏往西貢蠔涌附近山坡,此即現今之打鼓嶺新村。 二次大戰後九龍城發展,當局將兩條南北走的街道,分別命為打鼓嶺道和石鼓壟道,後者受啟德機場位置所限,甚為短小。不過末端有一塊休憩地帶,名為石鼓壟道遊樂場。此外,鄰近有一條同樣短小的沙埔道,其原址為昔日位於海旁的沙埔村。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上) 20世紀初,九龍城地區開始城市化。當時有兩個商業集團,分別在區內進行花園市鎮發展計劃。其一是英商集團的九龍塘花園城市,另一個是華人社會領袖集團的九龍灣填海建屋計劃,兩者都因「省港大罷工」及發起人去世而遇到困難,後者只能完成約一半工程,部分建成屋宇及街道最後亦因機場發展而拆卸。 九龍灣填海建高尚華人住宅的構思,是由伍廷芳博士提出,計劃的實施則由一間名為「啟德營業有限公司」(The 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 Ltd)負責,主要的發起人是華人立法局議員何啟及殷商區德,參加者還有多位當時著名的紳商:曹善允、張心湖、周壽臣、黃廣田、莫幹生、韋玉、周少岐和李桂培等。該公司的名字,就是以兩位發起人的名字合成。 何啟是廣東南海人,先後在英國獲得醫學及法律學位,返港後從事法律業務。1890年起任立法局議員長達24年,並獲授爵士銜,他亦曾協助在中國國內推行「維新運動」。 區德又名歐澤民,廣東南海人,在香港以經營「昭泰隆」(A. Tack & Co.)百貨及傢俬業起家,擁有大批物業,中環的昭隆街與安蘭街大部份屋宇,都是他興建的。他和何啟是姻親。 啟德發展公司向港府解釋它的發展計劃時,提出的主要論據是:「滿清政府倒台後,中國國內局勢動盪,有必要為大批到來香港的華人提供舒適的住所,藉此可令他們定居香港,投資發展本地經濟。」 港府經過考慮,因多種原因難決,適逢何啟急病去世,故延至1915年末才批准填海200畝,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工程於1920年完成,之後立即動工興建房屋,這個稱為「啟德濱」(Kai Tak Bund)的地域,規劃為十多條街道,其名稱都以「啟」和「德」作字根。東西走的五條,用仁、義、禮、智、信為名,即啟仁道、啟義道等,連同長安街共六條大路。南北走的道路,用數字排名,即分別為一德路至九德路。樓宇建成初期,因受毒蚊與瘴氣的謠言,以及交通不便的影響,入住者稀少,直至兩者澄清及改善後,才有較多人遷入。 第二期工程在1921年開始,但進行並不順利,1926年工程停頓,其主要原因,是期內先後發生「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香港經濟嚴重衰退,不少居民更離港返鄉。最後到1927年,填海工程被政府接管。 省港大罷工除令港英政府經濟損失外,英國在中國的外交及政治利益亦受打擊。當時中國的「北伐」進展迅速,引起各地民眾借此衝擊「通商口岸」的英租界,令國民政府得以藉此收回漢口、九江、鎮江和廈門的英租界,英國擔心香港殖民地的穩定,遂興起在香港建立一個空軍基地,以加強防衛的念頭。接近港島的啟德演,正符合這個需求,除軍事用途外,機場亦可應付當時在全球各地興起的民用航空業務,其濱海位置更有利於水上飛機的使用。
土瓜灣的古今 土瓜灣位於九龍灣西南面,南鄰紅磡,北接九龍城,西面為山坡地帶。它的現代工商業發展雖然比不上油尖旺區,但其歷史之悠久,則為港九各區之冠,它最重要的史蹟,是與宋末君臣逃難有關。 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朝臣奉持幼主益王趙罡、衛王趙昺及一批宗親出走,輾轉由沿海乘船逃至官富場(九龍灣),他們在區內停駐了幾個月,留下了一批的遺跡,均反映在地名上,包括:土瓜灣、宋皇臺、二黃店、古瑾村等。 本港歷史學者羅香林教授在其著作中記述:「土瓜灣一帶古老相傳,謂其村以創立較早,故當(宋)帝罡等抵達官富場時,其村民即備舟結隊,首為出迎,並奉獻糧食,以供困乏,因其護駕有功,乃獲御賜黃緞巨傘一把,傘面書字甚多。......迄宋亡後,土瓜灣每歲競渡,仍必先奉御賜巨傘於專設巨舟,由紳耆牽村民向之叩拜後,乃出龍舟競賽焉。」 羅氏後來在另一場合指出,「土瓜灣」之名,就是因種植土瓜而來。所謂土瓜者,即番薯(Sweet Potata)也。 宋末君臣曾「駐驆」官富場一帶的事實,史書上有正式記錄,故上述傳說之可信性頗高。不過必須指出,土瓜並非番薯,而是華南地區土產的薯蕷科(Dioscoreaceae)塊根作物「薯蕷」(學名:Dioscorea opposita),廣東很多地方稱為參薯、大薯或土瓜。而番薯則是旋花科作物,原產於中南美洲,17世紀時由西班牙殖民者帶往菲律賓種植,至18世紀才由菲律賓傳入中國的福建及廣東,故稱為番薯,有些鄉村則稱作地瓜。故此宋末時代中國不可能有此種作物,羅氏是將土瓜與地瓜混淆而已。 不過,另一種說法是土瓜灣是因地形而得名。因昔日該灣對開海面不遠,有一小島,形如土瓜。島上有一所袖珍龍母廟(龍母為珠江水神),它雖然細小,卻頗有名氣,嘉慶《新安縣誌》列為古蹟。該誌卷十八〈勝蹟略〉說:「瀕海石廟在隔岸村前海濱,有巨石廣袤十餘丈,上群石崚嶒磊?成龕,中祀天后(為龍母之誤),旁環古樹,每水流急湍,石上隱隱有雲氣,亦奇觀也。」本港著名境內旅行作家吳灞陵,在1930年代編的《旅行手冊》中,稱此為「土瓜灣島」,島上的小廟為海心廟(亦名海壇廟)。他又說,該年代不少青年情侶,從土瓜灣乘小艇到島上遊覽,是談情聖地。島上怪石林峋,其中以魚尾石最形神肖似,它遙對鯉魚門,風水尤佳。 香港政府1863年的《九龍半島圖》,將此島標為石排(Shek Pai),1902-3年的圖,則標作土瓜環島(To Kwa Wan Island),吳氏所稱的土瓜灣島,相信是據此而來的。不過,有些本地居民則因島上有海心廟而稱之為「海心島」。 筆者認為,該島不稱「土瓜島」而作「土瓜灣島」,是島因土瓜灣而名,而非土瓜灣因島形而名。1964年,土瓜灣再次填海,海心島嶼陸地連成一片,工程進行時,將島上之龍母小廟,遷移至今下鄉道天后廟旁。另一方面,香港賽馬會亦捐款在新海旁建「海心公園」一座,舊日島上的魚尾石,則保留於公園內,更加建海心亭,柱上刻有楹聯:「海心亭具西湖韻,魚尾石全此地靈」。
九龍塘 在1819年的嘉慶《新安懸誌》中,九龍塘是官富司管轄的「客籍」村莊,故此相信它是「復界」後創立的。據港府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村址位於現今深水埗區內,即界限街與西洋街北段交界的警察體育會球場,它背靠小山(現為儲水池),村前為廣闊的海濱「圍田」,有「基圍」(堤壆)防海水湧入。圍田的前身,是曬鹽之海灘,昔日習慣稱為「塘」,村名「九龍塘」,就是指它位於九龍地區的低漥地帶,在基圍的西端,尚有一小村「塘尾」,相信指它是在九龍塘堤壆的末端。 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九龍塘村很快便消失。據掌故家魯金(梁濤)報導,其原因是在1897年時,本港有商人,探知英國打算向滿清政府租借界限街以北地區,在未定約前已在界北收購土地,九龍塘村民不知底蘊,見商人出價高,便紛紛將土地出售,然後他遷,九龍塘村遂逐漸解體。商人購入土地後,將中國地契轉為港英官契,再將土地轉賣牟利。不過,稍後香港政府將該地段,大部分劃為運動場和休息地,所以投機商人所得不多。至於「九龍塘」之名,1920年代的政府地圖,把它「移至」現今又一村以北的位置。 1922年,以立法局議員義德(Montague Ede)為首的一批英商,組成「九龍塘及新界發展有限公司」(Kowloon Tong and New Territories Development Co.)計劃將九廣鐵路以東,與九龍仔比鄰的土地,闢建為英國式花園別墅市鎮,稱為「Kowloon Tong Estate」,但工程受到1925年省港大罷工和發起人病逝的影響而停頓。罷工結束後,投資者組成「維持會」,謀求繼續發展,但資金短缺,後來得到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協助,終於在1929年完成。由於投資者大部分為英商,所開闢的十多條道路,都以英格蘭的郡縣而名,如新月形的雅息士道(Essex Crescent)、半扇形的律倫道(Rutland Quadrant)、長形的根德道(Kent Road)和天井形的志士達道(Chester Road)。同時,為感謝出手援助的何東爵士,更將一條曲尺形的街道命名為何東道(Ho Tung Road),後者可說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另一方面,「維持會」亦決定將雅息士道所圍繞的地段,建為九龍塘花園城會所,並設球場與泳池,供區內業主使用。 這個「花園城市」的創建,使「九龍塘」的稱呼,由西向東遷移近一公里,是香港地名演變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紅磡是位於九龍半島的東南部,該區內大部份都是岩石外露的山嶺,在東面海濱地,昔日有較多的耕地和村落。
大角嘴是旺角的「西翼」。原是一個稱為「石峽角」的細小半島,它與昔日的芒角咀遙遙相對,形成一個小海灣。灣旁有一條細小的福全鄉,19世紀中期,福全鄉旁設有中國海關碼頭。英國取得南九龍後,該村因接近中英交界,所以成為三不管地帶,賭窟、娼寮林立,烏煙瘴氣,所以該處的三條小街,稱為「三陋巷」。在分界線的北面,則有一條塘尾村。 1871年,港府首次將大角嘴官地拍賣,外資集團投得濱海地段,分別興建四海船塢(Cosmopolitan Docks)與汽油庫,附近居民受雇於船塢者很多。 1912年至1918年,當局在大角嘴和深水埗進行填海工程,附近多座小山夷平,開闢了兩條南北走的通道:大角嘴和塘尾道,三陋巷亦被清拆,重整闢為福全街,中國海關碼頭原址闢為南昌街。工程完成後,大角嘴逐漸成為一個工業區,各類工廠林立,包括油麻地小輪的船廠、以「一味靠滾」為宣傳口號,生產駱駝牌熱水瓶聞名的唯一熱水瓶廠、以及製造金屬器皿的鄧芬記製造廠。與此同時,建築商又在海灣新填地段,興建住宅樓宇,其街道都是以溫帶樹木而名,如榆樹街(Elm Street)、橡樹街(Oak Street)等。大角嘴作為九龍工業區的地位,直至1960年代才被長沙灣、觀塘和荃灣所取代。 早期,往來大角咀只靠設於避風塘內的山東街與渡船街之間的旺角線小輪碼頭。到了1970年代末,碼頭遷往櫻桃街尾端,並改名為大角咀碼頭,內設有中港線的渡輪碼頭。 1950年代,櫻桃街、富貴街、海景街、振榮街及棕榮街先後闢成。稍後在這一帶興建了多幢大廈式樓宇,其中包括富貴大廈。在介乎太子道西與詩歌舞街之間,建成一所消防局,以及一列平房式的廉租屋「葛量洪夫人新村」,是戰後早期的模範廉租屋。

九龍地名考察

油麻地是現今九龍半島一個人口稠密,商業興旺的區域。在19世紀中葉以前,它只是半島西面,位於官涌出海口與北面「井前角」之間的一個海灘,為漁民泊舟之所,灘旁有稱為「上角」的小山崗。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下) 機場於1930年建成,仍沿用「啟德」作為名稱,以反映其發展歷史。同時,英皇家空軍亦在該處建立一個基地(R.A.F. Station, Kai Tak)。幾年後,已有五間航空公司,以啟德機場為基地,擴展航線至中國多個大城市。1935年機場擴建,受影響的樓宇需拆卸。故此,接近機場的啟禮道、啟智道、啟信道、五德路、七德路和九德路,都在街道名冊中消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出動大批戰機,迅速將英空軍基地摧毀,日軍佔領香港後不久,更決定擴建空軍基地,啟德濱及九龍城寨以南的民居,及附近的二十條村落,如蒲崗、大磡、隔坑、馬頭涌及珓杯石等,全被剷平,村民被迫遷離,既無補償,亦無從申訴。更令人悲憤的,是日本軍為求多取沙石,不惜拆去九龍城寨的石牆,炸掉宋王臺兩古蹟。由於日軍的擴建,啟德機場面積增加一倍。 1960年代為配合噴射機時代的到來,啟德機場再次大規模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機場大廈則鄰近九龍城市區。擴建工程完成後,啟德機場成為國際知名的「空港」。隨着不斷增加的客和貨運,為香港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 機場大廈鄰近,亦開闢了一批新的通路,它們都以二次大戰後的民航機類型作為路名,如天威道(Skymaster Drive)、德高德(Dakota Drive)、康威道(Convair Drive)、彗星道(Comet Road)、電星道(Electra Drive)、協調道(Concorde Road),是一種可取的命名法。 1980年代九龍灣鄰近機場部份,又再一次進行填海,開闢了大幅土地,作住宅發展與其他公共用途。主要的道路和屋邨,亦以「啟」字作為字根,如啟祥道、啟福道、啟樂邨和啟業邨,承傳了「啟德」之名。 1998年香港國際機場遷往大嶼山赤鱲角後,啟德機場地區一度「沉寂」。最近,原址重新發展藍圖完成,注入了郵輪碼頭與其他現代化設施的新元素,我們冀望見到新街道和建築物的名稱,有更新的創意。
  炮台山又稱魔鬼嶺,它原名「雞婆山」。據傳說,該處山岩間有兩隻野雞(某種飛禽),午夜啼徹,遠近皆聞,但又難見其蹤,附近居民認為是神物,稱之為「雞婆山」。該處因山勢險要,故歷來常有盜賊出沒。最早有記載可稽的,是清代初年的李萬榮,他為明軍殘部,後落草為寇。嘉慶《新安縣誌》卷四〈山水略〉稱:「雞婆山在九龍寨東南,怪石嶙峋,昔土寇李萬榮駐此,以掠商船。」不過,最兇惡的,要算稍後的鄭連昌。他是明末鄭成功部將鄭建的子孫。鄭建因末及隨鄭成功從福建撤往台灣,遂淪為海盜。傳到鄭連昌,勢力更大,其部眾盤據雞婆山一帶。他兇悍善戰,遠近的人都視他為惡魔,於是將雞婆山稱為魔么嶺或惡魔山。由於他活躍於瀕海地區,所以他亦奉祀天后,鯉魚門北邊海旁的天后廟,也是他立廟的,該廟後有小石碑載:「天后廟,鄭連昌立廟,日後子孫管業,乾隆十八年春立」,可資證明。19世紀末期,有石匠在廟的西邊建立小村,稱為「媽山村」,意指「娘媽廟所在的山村」(娘媽,即天后的別稱),但亦有當地漁民稱為媽環村。   二次大戰後初期,英軍在清水灣道修築了一條軍用小路,通往炮台山,並以指揮官William John Anderson之姓而名為安達臣道(Anderson Road)。不久因香港防衛形勢改變,炮台山的軍事設施停止使用。現今山上廢壘殘台,蔓草叢生,特別是山頂的戰壕通道,景象有點陰森。   鯉魚門這個海峽名稱,到20世紀中期,又衍生另一同名的村落。新界租借時,魔鬼山南端海旁,有兩條小村落,除上述的媽山村外,另一條為三家村。村民的祖先是在19世紀中葉由廣東梅縣一帶移來,以打石為業,先後成立同福堂、同泰堂、同利堂、三和堂四個石礦場,由葉氏、朱氏、曾氏等家族經營,並建有小碼頭運送石村。   當時兩村與九龍市區阻隔,村民唯有戈小艇到對岸筲箕灣售賣農產和購買日用品。慢慢地,兩岸間有街渡出現。另一方面,港島市民週末和假期到筲箕灣遊覽時,不少趁機到北岸觀光。為迎合這些遊客,該處就開始鄉村式食肆出現,以生猛海鮮為標榜。經營街渡的漁民,以海峽南岸既然叫亞公岩,北岸地區就稱之為鯉魚門。就這樣,鯉魚門又再「登陸」北岸,成為一個新的聚落名稱了。1965年,當地居民更成立鄉公所。隨着東九龍的發展,馬路伸展至油塘,慕名而來食海鮮的市民更多,鯉魚門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旅遊和飲食的小市鎮了。   鯉魚門之名,由海門先後「登陸」港島與九龍東端,成為本港「一名三地」的獨特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