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十二月 14, 2019
首頁 香港故事 獅子山下通識滙

獅子山下通識滙

獅子山與筆架山( 二 ) 筆架山 筆架山位於九龍峽之西,大窩坪之東北,高458米,頂部山勢平緩,它古稱「獅子嶺」(相信是因與現今之獅子山一脈相連,引起名稱混淆)。清初「遷海事件」期間,為海防原因,在山頂建墪台(烽火台),故改稱「煙燉山」或「煙燉嶺」。喜慶《新安縣誌‧山水略》「獅子嶺條」稱:「獅子嶺在六都(九)龍塘村側,……康熙年間移遷分界在此,煙墩故址猶存,又名煙墩嶺。」昔日土著,因方音不同,訛傳為「燕壇山」;另有人因其地曾舉烽火,又稱之「大火山」。新界租借後,英人依「煙燉」之烽火台原意,稱之為「Beacon Hill」。後有坊間書籍,「倒譯」中文成「比干山」。此外,因九廣鐵路有一條「又長又黑」的隊道通過山下,故又曾有「黑山」之名。 二次大戰後,當局於其山頂建雷達站,以頂部三小峰並立(海拔分別為457、452、435米),從側面觀之,頗肖昔日文具「筆架」,故Beacon Hill中文轉用「筆架山」之名。(當時可能未注意到,香港島東部的柏架山(Mount Parker),原稱筆架山。) 1960年代龍翔道開闢後,鄰近該處馬路下山坡,發展為低密度住宅區,亦沿用筆架山(Beacon Hill) 之名。多年來,該區因先後有Beacon Hill School和One,Beacon Hill豪宅建成,聲名顯著,而高458米的筆架山,卻乏人注意。(近年政府地圖的英文名字,已採Pat Ka Shan與Beacon Hill並用。) 從史蹟角度與實用觀點來考慮,此山的山頂部份,恢復舊稱煙墩山,似較適宜。
何文田 現今的何文田,包括鐵路以東的何文田山、窩打老山、亞皆老街與窩打老道間的三角地帶、京士柏與何文田屋邨區。 「何文田」之名,源自昔日芒角村東南面稱為何文田的小村落,其址位於現今染布房街諸聖堂附近。清嘉慶(1819年)的《新安縣誌》未載其名,但在1902至1903年的港府《九龍半島地圖》,則顯示其為稻田中的一條小村。由此推測,該村是建於19世紀中葉。據說當時有姓何及姓文的兩客家人,前來墾植立村,故名。上述地圖亦顯示,在何文田村南面兩個小山谷中,有面積不廣的耕地,分別稱為火棚(Fo Pang)及大面田(Tai Min Tin),各有幾戶人家。 20世紀初期,九龍市區人口漸增,而廣華醫院亦於1911年在窩打老道落成。在醫院病逝的人,需要墳地安葬,醫院於是聯同社會領袖,向政府申請在何文田村東南面的山波,開闢墳場,結果撥出兩地段,分別作為回教墳場與華人墳場,前者面積較小,位於現今常盛街車輛扣留處,稱為「大石鼓」墳場;後者面積較廣,位於現今何文田邨一帶,稱為「何文田公共墳場」。因為何文田公共墳場的設立,該處山嶺地區逐稱為「何文田」。 1920年代,彌敦道至鐵路沿線間的旺角地區陸續發展,原日何文田村的原居民獲補償他遷,何文田村之名從此消失,原村址及鄰近耕地劃為工業區,布廠、織造廠陸續在該處建立。同一時期,鐵路以東的旺角地區,劃作住宅發展。一位著名的葡裔商人梭椏氏(Fransico Soares),發起投資開發窩打老道與亞皆老街之間的三角形山波地區,供葡裔人士及較富裕的華人居住。建成的三條主要街道,分別命名為勝利道(Victory Avenue)、自由道(Liberty Avenue)和太平道(Peace Avenue),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世界重獲自由及和平。另外三條較短的街道,則以梭椏氏本人的姓氏及其妻女的名字,分別稱為梭椏道(Soares Avenue)、艷馬道(Emma Avenue)和棗利亞道(Julia Avenue)。由於梭椏氏對該區發展的努力,當時該處居民稱他為「何文田之父」。在該地段東端的三角形地皮,則為姓勞的華人富商投得,興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大花園洋房,四周築有中式亭園,成為1930-60年代該處的地標。 另一方面,一位葡裔立法局議員布力架(J.P.Braga),聯同猶太巨商嘉道理家族(The Kadoorie Family),開發亞皆老街北面的山地,興建高級花園洋房,儼然「九龍的半山區」。兩條主要街道,分別命名為布力架街(Braga Circuit)及嘉道理道(Kadoorie Avenue)。窩打老道南面的山區,到1930年代才開始發展。亦有發展商在鐵路線東旁的何文田街口建樓宇發售。二次大戰後不久,大批難民湧入香港,原何文田墳場一帶蓋滿木屋,亦有在政府或外國教會協助下建磚瓦平房,這批臨時屋宇後來分批由政府改建為新型多層屋心金邨,亦多環繞相同原則命名,如愛民邨、俊文苑等。 1950年代,政府從油麻地的加士居道,開闢了衛理道與楠道,向北貫通至窩打老道,推動了京士柏與何文田的開發。前者主要為外籍公務員宿舍、陸軍醫院和公共設施,後者則為公共屋宇區域。 回顧過去百多年,「何文田」之名,從一個小村向東移動約一公里,成為一個分區的名稱,是另一個地名移動與「升格」的例子。
紅磡是位於九龍半島的東南部,該區內大部份都是岩石外露的山嶺,在東面海濱地,昔日有較多的耕地和村落。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以三大地理分區,九龍就是其中之一。九龍的地勢是南低北高,南邊是維多利亞港及香港島,北邊是九山脈與新界區。20世紀開始,九龍是分為九龍半島和新九龍,九龍半島又名南九龍,昂船洲亦包括在內;新九龍又稱北九龍,包括某部份的新界地方,以界限街作分隔線。
油麻地是現今九龍半島一個人口稠密,商業興旺的區域。在19世紀中葉以前,它只是半島西面,位於官涌出海口與北面「井前角」之間的一個海灘,為漁民泊舟之所,灘旁有稱為「上角」的小山崗。
九龍城 九龍城區位於九龍半島北部,東南臨九龍灣,它現今的行政範圍包括九龍城、九龍塘、馬頭圍、何文田、土瓜灣及紅磡。其歷史悠久,「九龍城」之名,是從九龍寨城而來。 九龍灣沿岸地帶自古產鹽,宋代正式設官富鹽場,故該處稱為「富鹽場」,元代鹽產漸減,朝廷撤銷鹽場,改設官富巡檢司以管轄該地區。清初「遷海」,區內居民被迫內遷,原來的官富巡檢司「治所」(官署),遷往新安縣南頭城的赤尾村,官富場原址則變成九龍台,只是一個負責見賊示警的烽火台。到嘉慶年代,因防禦海盜,將佛堂門炮台移建於九龍灣,稱為「九龍寨炮台」,它在鴉片戰爭初期,發揮了抗英的作用。香港島割讓後,為應付帆船走私洋貨到內地的問題,將當時駐於南頭赤尾村的官富巡檢司,重新遷回九龍寨,並改稱為九龍巡檢司。當時九龍寨並無公廨(官署),故需新建寨城,其址即現今九龍城寨公園。城寨略如平行四邊形,東西南北各一門,南面為正門。 19世紀中葉的「九龍城」是以九龍寨城為中心,散佈在四面內外的二十多條村落,1860年,英軍擴大侵華,強行在九龍尖沙咀登陸及駐扎,租借九龍半島南部,8月,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中國被迫與英軍簽訂《北京條約》,九龍界限街以南遂由租借地變為割讓地,但九龍寨城位於界限街以北,故仍屬於中國領土。1899年,英國租借新界後,實行驅逐九龍寨城的中國官兵,港英政府多次企圖全面接管九龍寨城,與居民發生衝突,中國政府亦根據有關條約聲援居民,英國計劃落空,不過,城寨因此成為三不管地帶。 1942年香港淪陷後,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作軍用,清拆九龍寨城的牆垣,寨城內的主要建築物,從此消失。1949年中國大陸政局變動,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九龍寨城內外,滿搭木屋,黑社會利用香港法例無法在城寨執行的漏洞,進行黃、賭、毒等非法活動,該處一度被稱為"藏垢納污"之所。1985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訂後,中英雙方對九龍寨城問題取得諒解。由香港政府撥款拆卸非法建築,並給予有關者適當賠償,原址改建為九龍城寨公園。工程於1995年完成,「九龍寨城」及「南門」兩石額,在南門原址附近出土,經修補後在公園內保留,供市民參觀。
旺角位於九龍的中心,是九龍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不過,它的歷史比不上九龍城,初期的城市發展也頗為緩慢。
土瓜灣的古今 土瓜灣位於九龍灣西南面,南鄰紅磡,北接九龍城,西面為山坡地帶。它的現代工商業發展雖然比不上油尖旺區,但其歷史之悠久,則為港九各區之冠,它最重要的史蹟,是與宋末君臣逃難有關。 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朝臣奉持幼主益王趙罡、衛王趙昺及一批宗親出走,輾轉由沿海乘船逃至官富場(九龍灣),他們在區內停駐了幾個月,留下了一批的遺跡,均反映在地名上,包括:土瓜灣、宋皇臺、二黃店、古瑾村等。 本港歷史學者羅香林教授在其著作中記述:「土瓜灣一帶古老相傳,謂其村以創立較早,故當(宋)帝罡等抵達官富場時,其村民即備舟結隊,首為出迎,並奉獻糧食,以供困乏,因其護駕有功,乃獲御賜黃緞巨傘一把,傘面書字甚多。......迄宋亡後,土瓜灣每歲競渡,仍必先奉御賜巨傘於專設巨舟,由紳耆牽村民向之叩拜後,乃出龍舟競賽焉。」 羅氏後來在另一場合指出,「土瓜灣」之名,就是因種植土瓜而來。所謂土瓜者,即番薯(Sweet Potata)也。 宋末君臣曾「駐驆」官富場一帶的事實,史書上有正式記錄,故上述傳說之可信性頗高。不過必須指出,土瓜並非番薯,而是華南地區土產的薯蕷科(Dioscoreaceae)塊根作物「薯蕷」(學名:Dioscorea opposita),廣東很多地方稱為參薯、大薯或土瓜。而番薯則是旋花科作物,原產於中南美洲,17世紀時由西班牙殖民者帶往菲律賓種植,至18世紀才由菲律賓傳入中國的福建及廣東,故稱為番薯,有些鄉村則稱作地瓜。故此宋末時代中國不可能有此種作物,羅氏是將土瓜與地瓜混淆而已。 不過,另一種說法是土瓜灣是因地形而得名。因昔日該灣對開海面不遠,有一小島,形如土瓜。島上有一所袖珍龍母廟(龍母為珠江水神),它雖然細小,卻頗有名氣,嘉慶《新安縣誌》列為古蹟。該誌卷十八〈勝蹟略〉說:「瀕海石廟在隔岸村前海濱,有巨石廣袤十餘丈,上群石崚嶒磊?成龕,中祀天后(為龍母之誤),旁環古樹,每水流急湍,石上隱隱有雲氣,亦奇觀也。」本港著名境內旅行作家吳灞陵,在1930年代編的《旅行手冊》中,稱此為「土瓜灣島」,島上的小廟為海心廟(亦名海壇廟)。他又說,該年代不少青年情侶,從土瓜灣乘小艇到島上遊覽,是談情聖地。島上怪石林峋,其中以魚尾石最形神肖似,它遙對鯉魚門,風水尤佳。 香港政府1863年的《九龍半島圖》,將此島標為石排(Shek Pai),1902-3年的圖,則標作土瓜環島(To Kwa Wan Island),吳氏所稱的土瓜灣島,相信是據此而來的。不過,有些本地居民則因島上有海心廟而稱之為「海心島」。 筆者認為,該島不稱「土瓜島」而作「土瓜灣島」,是島因土瓜灣而名,而非土瓜灣因島形而名。1964年,土瓜灣再次填海,海心島嶼陸地連成一片,工程進行時,將島上之龍母小廟,遷移至今下鄉道天后廟旁。另一方面,香港賽馬會亦捐款在新海旁建「海心公園」一座,舊日島上的魚尾石,則保留於公園內,更加建海心亭,柱上刻有楹聯:「海心亭具西湖韻,魚尾石全此地靈」。
在九龍城西面,即今九龍仔公園與又一村之間,昔日有一小村——九龍仔,其名載於嘉慶《新安縣誌》,與九龍寨同屬官富司管轄。據港府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8吋比例組別),該村規模細小,耕地不多,相信其村民是從九龍城寨或九龍街分支而來,故稱為「九龍仔」。該村有小徑經風門坳(今東寶庭道近九龍仔公園處)往九龍城寨。20世紀初期,英國軍部在村址附近建軍營時,村民獲補償他遷,只餘下較南的小部份耕地(土名鴨仔湖)。據港府出版的《香港、九龍及新界地名誌》(A Gaze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 the News Territories),1943年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將部份受影響的九龍城居民,徏置到鴨仔湖附近,稱為模範村(Model Village or Mo Fan Tsuen),其址即今李惠利專業學院及浸會大學學生宿舍。 1950年代初,港府將窩打老道以東,蘭開夏道以北的九龍仔剩餘荒地,開闢為低密度住宅區,並在其中心地點,劃出一地段,作為「九龍仔業主會」會所及運動場。區內街道,像「九龍塘花園市鎮」一樣,全部以英格蘭郡縣而名,如牛津道(Oxford Road)、劍橋道(Cambridge Road)及對衡道(Durham Road)等。 1960年代初,為配合噴射機時代到臨,港府在啟德機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海中,填海泥土,全部取自九龍仔山坡,風門坳因此而消失,削平後的台地,因利乘便闢為九龍仔公園。不過,航機降落新跑道的路線,經過九龍塘、九龍仔與九龍城,飛機升降的噪音,對當地居民造成困擾,這問題到1998年機場遷往赤鱲角才解決。
九龍城的古蹟和鄉村——龍津石橋 九龍城是九龍半島古蹟和鄉村最多的區域,除九龍寨城與宋皇臺外,還有龍津石橋、侯王廟、樂善堂、竹娘廟、銅鼓山等。舊鄉村則有前圍、衙前塱、打鼓嶺、隔坑墩、東頭村、石古壟、沙埔、沙地下、西頭村、龍湫井、瓦窯頭、馬頭圍、馬頭角、馬頭涌、珓杯石與九龍仔。在20世紀城市化過程中,它們大部份都闢為街道,但在名稱上留下痕跡。 19世紀末期,九龍城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建築,就是龍津石橋,與它直接或間接有關的,還有龍津亭和龍津義學。 「龍津」之名,是由「聚龍通津」而來,其意即城池通出河流或海面的通道(如廣州的龍津路,就是昔日城西通往珠江的通道)。而龍津石橋,就是從九龍寨城沿龍津路,出城寨後經九龍大街一直通出九龍灣的橋道。 龍津石橋建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橋長六十丈(約210米)、闊六尺(約2米),橋躉共二十一個(稱為「石磉」),橋面用麻石板砌成。橋頭有龍津亭,亦稱「接官亭」,建築頗宏偉,有上下兩層,四面有門,石額「龍津」二字,為南海縣學者潘士釗手書,亭內嵌有創建碑記。後因沙石沖積,橋頭距海水漸遠,故於光緒十八年(1892),延續二十四丈木橋,伸出海灘,盡處作丁字形。當時北九龍為尚未開發之山崗地帶,並無正式道路,故龍津石橋為九龍城及沙田居民,乘搭街渡或小輪前往香港的碼頭。 1930年香港政府開築由九龍城往西貢的公路,龍津亭因位於路線內而拆卸,當局順應民意,將亭內石碑記和亭前古炮,搬往舊九龍城警署前草地安放。日佔香港期間,石橋殘餘石塊,亦被運走作擴建啟德軍用機場。此歷史性建築,從此消失。據九龍城老居民指出,原橋的路線,約在現今城南道。 2008年,港府古蹟古物辦事處,在舊啟德機場大廈附近進行發掘,發現龍津橋及龍津部份遺蹟,計劃發展為「歷史文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