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九月 19, 2021
首頁 香港故事 獅子山下通識滙

獅子山下通識滙

黄大仙   黃大仙是現今全港十八個行政區之一,其名稱是由黄大仙祠而起,初時它只是竹園村範圍內的一個宗教建築物,後來因為崇祀的市民增加而逐漸擴大   據說,黃大仙原名黃初平,是晉朝時代浙江金華縣牧羊人的兒子,後來上赤松山隨道家修煉,成為「赤松仙子」,故稱「黃大仙」。他能「叱石成羊」,窮人、失意人求助,多能得到護佑。他雲遊各處,曾到過廣東,不久廣州便有黃大仙祠。   1915年,省港商人梁仁菴等七人,從廣東西樵普慶祖壇,奉接黃大仙寶像來港,在灣仔一樓宇開壇日闡教。1921年,梁氏等覓得竹園村範圍内的金鳳嶺地段建祠。動工前,主事者設乩壇,得乩語:「壇號普宜宜悟道,園名嗇色色皆空。」故名祠為「嗇色園」。它不僅是一個道教場所,也供奉孔子聖像與燃點佛燈,所以是儒丶釋丶道三教共處之所。此外,亦從事贈醫施藥等社會服務工作。   金鳳嶺為獅子山南面的餘脈,嗇色園建於其南,故其風水稱為「丹鳳朝陽」,而園旁的民居,也稱為鳳凰村。   黃大仙祠於1968年重建並擴充,建築物採用中國廟宇型式,莊嚴壯觀。因該祠以社會基層人士為服務對象,更有「有求必應」之口碑,所以香火鼎盛,成為具「香港特色」的宗教建築及旅遊景點。由於其「名氣」,它由竹園區域分拆出來,兩區並立。到1990年代,它更脱穎而出,成為一個大行政區,範圍包括鑽石山丶慈雲山和竹園等,是地名「擴大」和「升格」的一個典型例子。   嗇色園附近的屋宇發展,以龍翔道為界,分為黃大仙上、下兩邨。而竹園旁的鳯凰村,則以鳴鳳街(取意於「鳴鳳在竹」)為中心,闢為幾倏以「鳳」字為名的街道,如飛鳳街丶龍鳳街等。
  據說事後有社會領袖向港府指出,「狗虱嶺」之名,被城寨居民作為「抗爭藉口」之一,誠屬「不幸」,為將來行政順利,此名應廢除,此提議經考慮後實行。同時,亦考慮到新界八鄉另有一個主要山峰名觀音山,為避免混淆,宜將其中之一易名。因觀音又名慈航導師,常駕慈雲出現海上,普渡慈航,而九龍的觀音山近海,故將它改為慈雲山。此事未能在政府檔案中證實。不過,二次大戰後的政府地圖丶文件,都以「慈雲山」作為正式地名,狗虱嶺之名未再出現。   1950年代,東九龍人口激增,木屋處處,政府將慈雲山觀音廟下地段,闢為徙置區,成為一個次級行政單位。該區多層屋邨;均以「慈」字作為字根,如慈安邨、慈樂邨和慈民邨等。而區內主要大道,則稱為慈雲山道,原日的沙田徑南段,亦擴闊為沙田坳道,兩道之間丶現今小型廟宇丶道觀林立,如法藏寺、關帝廟、大王公廟、清虛天宮、賓霞洞等,故有人謔稱該處是「滿天神佛」。 竹園   慈雲山西南面山坡下,沙田徑旁有竹園村,此村名未載於嘉慶《新安縣誌》,但在1866年,意大利傳教士獲朗他尼(S. Volunteri)的《新安縣全圖》,以及1902年港府的《九龍半島地圖》中,均清晰可見。圖中顯示其址位於山坡丶村屋的規模頗大,村背林木面積亦廣。據此,相信竹園村是19世紀初期建立的,其名稱很可能來自村後的竹林。   新界租借後,竹園的環境開始變化,有手工業者遷來經營,亦有市區社團或富裕人家購地建亭園別墅。1935年江山故人(黃佩佳)的遊記,敘述當地情景:「流泉交錯,村居錯落,都數十人家。園林亭閣,亦有四五處。有製粉廠三所,日錦生昌、日同興丶日秦記,所製均為沙河粉。錦生昌較大,有鑊四磨四,工人十餘,分任磨丶煮、曬、捲、切等工作,張粉衣於籬,排列而曬之,佔地之廣,有如醬園。又有永豐祥染廠、聽泉仙館、洪利園畜牧場、嗇色園黄大仙祠、覺蔭園、翠林洞及牛房等,此村遠隔塵囂,別饒幽趣。」從這段記載,可知現今嗇色園黄大仙祠,當日是包括在竹園村範圍內。遊記中又指出,當年嗇色園牌坊前,是往沙田的主要步行路徑,路旁建一茶亭,每日由園内工人煲茶注入一大瓦缸中,免費供應行人解渴。茶亭柱上有對聯一副:「涼亭堪駐足,解渴暫停驂。」   二次大戰後,難民湧入,各式各樣的臨時屋宇,在竹園各處出現,新來者多聚居成小村落,政府為方便管理,將其組成「竹園聯合村」。   1980年代起區内臨時屋宇分批拆卸,改建為新式多層屋邨,以横貫東、西的主幹竹園道為界,分為竹園南邨及竹園北邨。邨內的横街支路,均以「竹」字為名,如雅竹街;而屋宇大廈,則以「園」字為名,如柏園樓等。
慈雲山   位於北九龍山脈中央,獅子山與大老山之間。它原稱「觀音山」,此名之起源,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因山頂東北面的觀音山村而來。該村居民的祖先,清初自廣東省東莞縣厚街移來,初居於海濱之沙田頭,後來因避海盜侵擾,乃遷至山上定居。初時稱為竹頭坪村,後來村民見山形似觀音菩薩坐於山上,故稱山為觀音山,而村亦名為觀音山村。第二種說法是因山頂南面觀音廟而起。該廟據稱建於清代中葉,曾燬於火後重修,但無碑記可考。廟內現存古物,僅為一鐘版,乃咸豐三年(1853)所鑄,由香港仔三昌店鄧酉所獻。以此推斷前說較為可信,觀音廟只是後來藉觀音山之名而建。1866年意大利傳教士獲朗他尼(S. Volunteri)所繪《新安縣全圖》,該山標作Kun Yum Shan(觀音山)。20世紀初的香港政府地圖,則以山頂有廟,故稱Temple Hill(廟山)。   觀音山頂東、西兩面,均有山坳,東面的稱為割草坳,乃本地村民昔日割草取柴必經之路,亦可通往濠涌與西貢。觀音山村附近山嶺,多產柴草,村民斬伐後風乾儲藏(故該處有茂草岩、草堆下、吊草岩、茅撻等地名),除自用外,肩挑落九龍城出售,生活艱辛可知。西面的山坳稱為沙田坳,是沙田通往九龍城的兩大條主要通道之一(沙田徑)。20世紀初大埔公路興築以前,大埔與沙田居民往九龍、香港者,都經此徑,稱為「出洋」,蓋跨越沙田坳後,便可看見維多利亞港與港九市區了。據說觀音廟為來往行旅集資所建,又稱觀音佛堂和水月宮。大埔公路通車後,來往者少,此廟香火漸稀。   觀音廟下的一段沙田徑,經過兩條水坑,夏、秋兩季,洪水常阻行旅。光緒四年(1878年),有士紳鄧懷青,以鄧積善堂名義,捐款造兩橋,便利行旅,稱為「種福橋」,橋頭有石碑記其事,惜在香港淪陷期間被人挖去。   觀音廟對下的山坡,昔日稱為「狗虱嶺」,有說此名是因行旅經此者,常為草虱所擾而來。1933年,香港政府計劃將九龍城寨居民,徙往狗虱嶺。事前在該處建造了幾間磚屋,作為示範單位。六月初在九龍城寨貼出有關徙置措施佈告,限居民於九月底遷移。佈告一出,居民群起反對,他們的理據是依條約九龍城寨仍屬中國管轄,港英無權強迫居民遷徙,其次是徙置,其次是徒置區域狗虱嶺名稱不雅。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的「五省外交專員」蔣介侯,亦循外交途徑向英國政府抗議,結果徙置計劃擱置。
  炮台山又稱魔鬼嶺,它原名「雞婆山」。據傳說,該處山岩間有兩隻野雞(某種飛禽),午夜啼徹,遠近皆聞,但又難見其蹤,附近居民認為是神物,稱之為「雞婆山」。該處因山勢險要,故歷來常有盜賊出沒。最早有記載可稽的,是清代初年的李萬榮,他為明軍殘部,後落草為寇。嘉慶《新安縣誌》卷四〈山水略〉稱:「雞婆山在九龍寨東南,怪石嶙峋,昔土寇李萬榮駐此,以掠商船。」不過,最兇惡的,要算稍後的鄭連昌。他是明末鄭成功部將鄭建的子孫。鄭建因末及隨鄭成功從福建撤往台灣,遂淪為海盜。傳到鄭連昌,勢力更大,其部眾盤據雞婆山一帶。他兇悍善戰,遠近的人都視他為惡魔,於是將雞婆山稱為魔么嶺或惡魔山。由於他活躍於瀕海地區,所以他亦奉祀天后,鯉魚門北邊海旁的天后廟,也是他立廟的,該廟後有小石碑載:「天后廟,鄭連昌立廟,日後子孫管業,乾隆十八年春立」,可資證明。19世紀末期,有石匠在廟的西邊建立小村,稱為「媽山村」,意指「娘媽廟所在的山村」(娘媽,即天后的別稱),但亦有當地漁民稱為媽環村。   二次大戰後初期,英軍在清水灣道修築了一條軍用小路,通往炮台山,並以指揮官William John Anderson之姓而名為安達臣道(Anderson Road)。不久因香港防衛形勢改變,炮台山的軍事設施停止使用。現今山上廢壘殘台,蔓草叢生,特別是山頂的戰壕通道,景象有點陰森。   鯉魚門這個海峽名稱,到20世紀中期,又衍生另一同名的村落。新界租借時,魔鬼山南端海旁,有兩條小村落,除上述的媽山村外,另一條為三家村。村民的祖先是在19世紀中葉由廣東梅縣一帶移來,以打石為業,先後成立同福堂、同泰堂、同利堂、三和堂四個石礦場,由葉氏、朱氏、曾氏等家族經營,並建有小碼頭運送石村。   當時兩村與九龍市區阻隔,村民唯有戈小艇到對岸筲箕灣售賣農產和購買日用品。慢慢地,兩岸間有街渡出現。另一方面,港島市民週末和假期到筲箕灣遊覽時,不少趁機到北岸觀光。為迎合這些遊客,該處就開始鄉村式食肆出現,以生猛海鮮為標榜。經營街渡的漁民,以海峽南岸既然叫亞公岩,北岸地區就稱之為鯉魚門。就這樣,鯉魚門又再「登陸」北岸,成為一個新的聚落名稱了。1965年,當地居民更成立鄉公所。隨着東九龍的發展,馬路伸展至油塘,慕名而來食海鮮的市民更多,鯉魚門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旅遊和飲食的小市鎮了。   鯉魚門之名,由海門先後「登陸」港島與九龍東端,成為本港「一名三地」的獨特例子。
20世紀初期,兩位在南洋發跡的華商,定居香港後所建的巨宅,分別選擇歐洲城堡風格及中國傳統而設計及命名,前者是創辦余仁生的余氏家族在中環半山及淺水灣山崖所建的余園及余屋( Euston和 Eucliff)。後者是以藥油起家的胡文虎、胡文豹昆仲在大坑道的「虎豹別墅」(別稱萬金油花園)( Haw Par Mansion / Tiger Balm Gardens),其名稱代表主人名字,亦兼有為產品(萬金油)宣傳功用。   該時代華人富裕階層所建的居所,多沿用「逸廬」丶「隱廬」或以姓氏而稱某某花園,它們一般都附有小型庭園。私人投資建築的住宅樓宇群,則多以業主、發展商的本人或公司名稱而名,如學英第、維園台與兆輝台。   另一方面,同時期洋人在山頂的住宅,大多以地形、植物、業主姓名及「草廬」式而名,例如︰The Cliffs、Stonyhurst、Mountain View、Myrtle Bank、Fernside、 Magdalene Terrace、Bahar Lodge、Bowring Villa、The Haystack、The Retreat。   二次大戰後初期,私人住宅樓發展的規模仍然較小,建成後的整座樓宇,多由建築商以本身商號或其他吉祥名字命名,如立信大廈、福陞樓等。至於公營房屋的命名,則由有關機構負責,如蘇屋邨的杜鵑樓丶馬頭圍邨的水仙樓。一般來說,該時代的公私住宅樓宇的命名都很平實,反映市民克服困難丶沉實向前發展的階段。   1960年代開始,香港工業發展,市民生活改善,而公私樓宇發展規模亦擴大,大型商住兩用建築物陸續岀現。其名多沿用舊日地段或發展商名稱,如美孚新邨丶沙田第一城丶太古城等。以幾座大廈合稱為「城」,稍嫌誇張,但像上列三者,確有新城邑格局,裏面的人口丶設施和經濟價值,比世界上很多小城有過之而無不及。同一時代規模較細的住宅大厦,則多稱為某某花園丶某某中心丶某某廣場(雖然並無園林與空地),名不副實的現象,開始出現,這主要是本港高地價形成的畸形現象。公共屋邨則環繞安丶定丶康丶寧等吉祥字而命名。

大磡村圓嶺村

大磡村、圓嶺村 大磡村 位於鑽石山南面的一個大谷口,故村稱大磡村。原居民為朱姓,原籍廣東長樂(今五華),有宗祠。據云其祖先為石匠,曾於港島石塘嘴採石,部份子孫後居現址,其開採地點為一個大山窩,故稱為大磡山,亦為鑽石山的另一個土名,因表土瘦瘠多石,耕種不易。日軍佔港時期,為擴建啟德機場,將該村夷平,原居民他遷。戰後成為木屋區,居民來源複雜。主要來自潮汕及四邑,分別稱為潮陽新村和唐寧新村,後由政府將其合組成為磡聯合村。 圓嶺村 圓嶺村位於鑽石山與斧山之間。如前述,其名是因鑽石山的形狀而名,圓嶺後簡作元嶺,它是多姓鄉村,以廖、連兩姓較多,因人丁繁衍,分為上元嶺和下元嶺,耕地不多,昔日居民很多都為外出傭工。上元嶺在北,因鄰近山坡,景色較佳。英國租借新界後,該處地為港島華人富商看中,建有多所別墅,其中最有名氣的兩所,分別為南北行巨商梁仁甫所建之梁園,以及陳亦朗所築的陳園。這批庭園於日軍佔領時期多被搶掠破壞,二次大戰後已無復舊觀。1950年代難民湧入,元嶺更成為本屋區。到1980年代才開始建馬路,陸續開發。到1990年初大老山隧道興建時,原居民亦獲補償他遷。 除上述村外,鑽石山地區在20世紀發展過程中,尚有幾處地方值得記錄﹕鑽石山墳場、人興乳牛場與大觀電影製片廠。
獅子山與筆架山( 二 ) 筆架山 筆架山位於九龍峽之西,大窩坪之東北,高458米,頂部山勢平緩,它古稱「獅子嶺」(相信是因與現今之獅子山一脈相連,引起名稱混淆)。清初「遷海事件」期間,為海防原因,在山頂建墪台(烽火台),故改稱「煙燉山」或「煙燉嶺」。喜慶《新安縣誌‧山水略》「獅子嶺條」稱:「獅子嶺在六都(九)龍塘村側,……康熙年間移遷分界在此,煙墩故址猶存,又名煙墩嶺。」昔日土著,因方音不同,訛傳為「燕壇山」;另有人因其地曾舉烽火,又稱之「大火山」。新界租借後,英人依「煙燉」之烽火台原意,稱之為「Beacon Hill」。後有坊間書籍,「倒譯」中文成「比干山」。此外,因九廣鐵路有一條「又長又黑」的隊道通過山下,故又曾有「黑山」之名。 二次大戰後,當局於其山頂建雷達站,以頂部三小峰並立(海拔分別為457、452、435米),從側面觀之,頗肖昔日文具「筆架」,故Beacon Hill中文轉用「筆架山」之名。(當時可能未注意到,香港島東部的柏架山(Mount Parker),原稱筆架山。) 1960年代龍翔道開闢後,鄰近該處馬路下山坡,發展為低密度住宅區,亦沿用筆架山(Beacon Hill) 之名。多年來,該區因先後有Beacon Hill School和One,Beacon Hill豪宅建成,聲名顯著,而高458米的筆架山,卻乏人注意。(近年政府地圖的英文名字,已採Pat Ka Shan與Beacon Hill並用。) 從史蹟角度與實用觀點來考慮,此山的山頂部份,恢復舊稱煙墩山,似較適宜。

銅鼓山

九龍城砦東北面,有個小山嶺,昔日稱為「銅鼓山」,據說是因嶺上有一形似銅鼓的巨石而名。銅鼓是中國西南、華南少數民族(如苗、瑤、黎等)的一種銅製器皿,狀似木皮鼓,用以作祭祀、喜慶時敲擊作樂之用。此山不以石鼓而以銅鼓為名,傳說是因此石以木棍敲擊時,真的鼕鼕作響。往日鄉童在閒暇,常結隊登山擊石以為樂,故此嶺又有「打鼓嶺」之名。 這個山嶺,在誌書及舊地圖均無記載。不過, 在九龍城侯王廟現在尚存道光二年(1822年)《重修侯王宮碑記》內有兩句云:「且試登斯廟之亭,左望珓杯之石,右瞻銅鼓之山。」可證昔日確有銅鼓山的名稱。 銅鼓嶺山坡下,昔日有兩條鄉村,打鼓嶺與石鼓壟。兩者在1819年嘉慶《新安縣誌》並無記錄,但在1902年香港政府的《九龍半島地圖》,則清晰可見。由此推測,兩村居民都是19世紀期間移來定居的。「壟」是突出的小丘,石鼓壟相信是指鄰近石鼓(銅鼓)的小丘。英國租借新界後,將銅鼓山附近山坡劃為練靶場與軍用保留區。兩村居民的生活相信受到一定影響。 江山故人在他1935年遊記中,對兩村有下列記述:「打鼓嶺屋宇較多,且編有門牌者,所業者多養豬及製腐竹。……」「石鼓壟村村罟(捕魚設施)較少,園林特多,……出產之石榴最著名。」 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時,日機空襲啟德英空軍基地,有炸彈誤中打鼓嶺,燒燬多間村屋。到1943年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兩村均在遷拆之列,打鼓嶺村民被集體徏往西貢蠔涌附近山坡,此即現今之打鼓嶺新村。 二次大戰後九龍城發展,當局將兩條南北走的街道,分別命為打鼓嶺道和石鼓壟道,後者受啟德機場位置所限,甚為短小。不過末端有一塊休憩地帶,名為石鼓壟道遊樂場。此外,鄰近有一條同樣短小的沙埔道,其原址為昔日位於海旁的沙埔村。
九龍城的古蹟和鄉村——龍津石橋 九龍城是九龍半島古蹟和鄉村最多的區域,除九龍寨城與宋皇臺外,還有龍津石橋、侯王廟、樂善堂、竹娘廟、銅鼓山等。舊鄉村則有前圍、衙前塱、打鼓嶺、隔坑墩、東頭村、石古壟、沙埔、沙地下、西頭村、龍湫井、瓦窯頭、馬頭圍、馬頭角、馬頭涌、珓杯石與九龍仔。在20世紀城市化過程中,它們大部份都闢為街道,但在名稱上留下痕跡。 19世紀末期,九龍城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建築,就是龍津石橋,與它直接或間接有關的,還有龍津亭和龍津義學。 「龍津」之名,是由「聚龍通津」而來,其意即城池通出河流或海面的通道(如廣州的龍津路,就是昔日城西通往珠江的通道)。而龍津石橋,就是從九龍寨城沿龍津路,出城寨後經九龍大街一直通出九龍灣的橋道。 龍津石橋建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橋長六十丈(約210米)、闊六尺(約2米),橋躉共二十一個(稱為「石磉」),橋面用麻石板砌成。橋頭有龍津亭,亦稱「接官亭」,建築頗宏偉,有上下兩層,四面有門,石額「龍津」二字,為南海縣學者潘士釗手書,亭內嵌有創建碑記。後因沙石沖積,橋頭距海水漸遠,故於光緒十八年(1892),延續二十四丈木橋,伸出海灘,盡處作丁字形。當時北九龍為尚未開發之山崗地帶,並無正式道路,故龍津石橋為九龍城及沙田居民,乘搭街渡或小輪前往香港的碼頭。 1930年香港政府開築由九龍城往西貢的公路,龍津亭因位於路線內而拆卸,當局順應民意,將亭內石碑記和亭前古炮,搬往舊九龍城警署前草地安放。日佔香港期間,石橋殘餘石塊,亦被運走作擴建啟德軍用機場。此歷史性建築,從此消失。據九龍城老居民指出,原橋的路線,約在現今城南道。 2008年,港府古蹟古物辦事處,在舊啟德機場大廈附近進行發掘,發現龍津橋及龍津部份遺蹟,計劃發展為「歷史文化區」。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上) 20世紀初,九龍城地區開始城市化。當時有兩個商業集團,分別在區內進行花園市鎮發展計劃。其一是英商集團的九龍塘花園城市,另一個是華人社會領袖集團的九龍灣填海建屋計劃,兩者都因「省港大罷工」及發起人去世而遇到困難,後者只能完成約一半工程,部分建成屋宇及街道最後亦因機場發展而拆卸。 九龍灣填海建高尚華人住宅的構思,是由伍廷芳博士提出,計劃的實施則由一間名為「啟德營業有限公司」(The 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 Ltd)負責,主要的發起人是華人立法局議員何啟及殷商區德,參加者還有多位當時著名的紳商:曹善允、張心湖、周壽臣、黃廣田、莫幹生、韋玉、周少岐和李桂培等。該公司的名字,就是以兩位發起人的名字合成。 何啟是廣東南海人,先後在英國獲得醫學及法律學位,返港後從事法律業務。1890年起任立法局議員長達24年,並獲授爵士銜,他亦曾協助在中國國內推行「維新運動」。 區德又名歐澤民,廣東南海人,在香港以經營「昭泰隆」(A. Tack & Co.)百貨及傢俬業起家,擁有大批物業,中環的昭隆街與安蘭街大部份屋宇,都是他興建的。他和何啟是姻親。 啟德發展公司向港府解釋它的發展計劃時,提出的主要論據是:「滿清政府倒台後,中國國內局勢動盪,有必要為大批到來香港的華人提供舒適的住所,藉此可令他們定居香港,投資發展本地經濟。」 港府經過考慮,因多種原因難決,適逢何啟急病去世,故延至1915年末才批准填海200畝,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工程於1920年完成,之後立即動工興建房屋,這個稱為「啟德濱」(Kai Tak Bund)的地域,規劃為十多條街道,其名稱都以「啟」和「德」作字根。東西走的五條,用仁、義、禮、智、信為名,即啟仁道、啟義道等,連同長安街共六條大路。南北走的道路,用數字排名,即分別為一德路至九德路。樓宇建成初期,因受毒蚊與瘴氣的謠言,以及交通不便的影響,入住者稀少,直至兩者澄清及改善後,才有較多人遷入。 第二期工程在1921年開始,但進行並不順利,1926年工程停頓,其主要原因,是期內先後發生「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香港經濟嚴重衰退,不少居民更離港返鄉。最後到1927年,填海工程被政府接管。 省港大罷工除令港英政府經濟損失外,英國在中國的外交及政治利益亦受打擊。當時中國的「北伐」進展迅速,引起各地民眾借此衝擊「通商口岸」的英租界,令國民政府得以藉此收回漢口、九江、鎮江和廈門的英租界,英國擔心香港殖民地的穩定,遂興起在香港建立一個空軍基地,以加強防衛的念頭。接近港島的啟德演,正符合這個需求,除軍事用途外,機場亦可應付當時在全球各地興起的民用航空業務,其濱海位置更有利於水上飛機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