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五月 24, 2022
首頁 香港故事 獅子山下通識滙

獅子山下通識滙

  明萬曆元年(1573年),新安縣正式設立。據清·康熙《新安縣志》的記載·新安縣界以原東莞守御所城為中心,東面130里到陶娘山,東南面80里及南面100里至包括香港、九龍及新界所有土地,西南至城外珠江口伶仃洋,西面80里到虎頭山,西北50里到參里山,北80里到寶山,東北60里到太平障山。整個縣界範圍主要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份地區,及香港的全部和東莞市東部與東南部的小部份地區。香港全部土地(包括港丶九、新界)約佔新安縣五分之二的面積。 「遷海」及「復界」的影響   新安建縣由明入清之後,即遇到《遷海令》的大災難。清朝統一中國之初,反清勢力仍未完全消除,特別是鄭成功的部屬,不斷侵擾福建沿海城市。他後來退守台灣並準備以此為反清復明的基地丶成為清朝的心腹大患。   為切斷鄭成功與沿海居民及因此而來的支援,清政府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頒發《遷海令》,其主要内容是:長江以南沿海省份的濱海區域後撤若干里,在福建為30里,在廣東為50里,居民必須遷移至界線之内,越界者處死。遷海的步驟是沿海岸線向內陸後撤50里,然後選擇易守難攻的重點,插上旗幟,並在各旗之間用繩子拉一直線,在此直線靠海一邊的所有居民必須撤至內陸的另一邊丶臨海一邊的所有房屋一律拆毀。在界線上每隔一段距離便修築墩台一座,派兵駐守。   按此規定,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人口,都在強制遷移之列,但居民卻未獲正式通知。當官軍開到執行強迫遷徙之際,居民如晴天霹靂,倉皇上路,流離轉徙,更嚴重的是新安縣的大部份土地都被劃為禁區,即使地方官有意把這些「遷民」安置在本縣界內,也因地少人多而無法實施。結果這些民眾最後安置之所,近的是東莞丶歸善(今惠州)等鄰縣的荒野。   更可悲的是,遷海的措施未獲預期效果,因鄭成功的部隊繼續活躍於沿海丶反令清政府於康熈三年(1664年)實行第二次遷海,再向內地遷移30里,與先前的合計,即共遷海80里。第一次遷海已劃掉了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僅僅留下縣城和少許土地,如果按計劃第二次遷移的話,包括縣城在內的所有土地都將留在界外,新安縣從此就不再存在。為此,當時有關官員便聯名向康熙上疏,要求只遷移東路和西路的24個鄉。結果第二次遷海之後,新安縣十之八九成了界外之地,包括香港新界全境的大部份土地都在被遷之列。
  新界是香港特别行政區三個地域組成部份之一,其範圍包括九龍山脈以北至深圳河的半島形地帶、鄰近海域與島嶼、以及大嶼山。以土地面積來說,它遠較香港島及九龍為大,但城市發展則稍遲。   1898年以前,中國疆域並無「新界」之名,它只是作為一個地方縣治的部份而存在,有時隸於番禺縣,寶安縣,有時又屬於東莞縣甚至新安縣。史前時期,已有人類活動。秦漢時代,生活於斯者主要為陸居的畲(輋)、瑤人,和水上生活的蜑民。唐代因屯門的對外水路交通發展,開始有漢人遷入。兩宋末年,北方游牧南侵中原,陸續有較多漢人避戰亂從中原移居,他們多以農耕為生,漁獵為輔。元丶明時代漢人已成為主流民族,畲丶猺退居山區。 新界改屬新安縣始末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及隆慶二年(1568年),東莞縣及鄰近地區發生兩次大饑荒,飢民為勢所迫,起而搶糧,衝擊官府,社會秩序大亂,幸得鄉紳合力籌糧賑濟,地方才避過一場災劫。事後,地方人士以縣南地區遠離東莞縣城,地方偏僻,官府鞭長莫及,多次請求在南頭城另設縣治以加強管理。經過幾次拖延,朝廷終於批准立縣要求,並賜名「新安」,取「新縣安寧之義」,亦有「革故鼎新丶去危為安」之意。
  第廿四任港督戴麟趾( Sir David Trench)其「待遇」亦與他的兩位前任相同。不過,有人指出,1970年代初建成,橫貫西北九龍山腳的呈祥道( Ching Cheung Road),其中文名稱表面意喻「麟趾呈祥」,實際上是紀念戴麟趾。   第廿五任港督麥理浩( Sir Murray MacLehose)是任期最長的一位。任内適逢社會安定,經濟飛躍發展,他推行了多項改革和建設,包括廣建公共屋宇、反貪污、新市鎮發展和設立郊野公園。他熱愛遠足,亦重視戶外康樂對市民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任內闢成的橫跨新界郊野公園的麥理浩徑( MacLehose Trai),正好為他在這方面的貢獻留下記錄。   第廿六任港督尤德( Sir Edward Youde)也是一位「中國通」任內香港回歸中國的談判,惜死於任滿前,港島的東區尤德夫人醫院( Pamela Youde Nethersole Eastern Hospital),即以其夫人為名。   第廿七任港督衛奕信( Sir David Wilson)的中文造詣也不錯,在香港習中文時,另有一名魏德巍。任内首要工作是香港回歸中國的過渡安排。他酷愛遠足,足跡遍及港九新界。退休前親自選擇了一條由港島南部,「越海」跨九龍群山至新界東北部的郊遊路線衛奕信徑( Wilson Trail)。1995-1996年,由香港賽馬會丶商業機構及其他社會人士,捐資建成。
  以第十八任港督貝璐( Sir William Peel )為名的港島南坡,因沿途陡斜,故稱 Peel Rise。必須指出,中環有一條早期開闢,短小的卑利街( Peel Street),是以1830-1840年代兩度任英國托利黨( Tory Party,即今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前身)政府首相的卑利爵士( Sir Robert Peel )而名,與貝璐總督無關。   第十九任港督郝德傑,任期短暫,二次大戰後在九龍琵琶山的一條道路,以他而名郝德傑道( Caldecott Road)。   第廿一任港督楊慕琦( Sir Mark Young )到仼時,遠東已戰雲密佈,鄰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早已為日軍佔領。1941年12月8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駐港英軍苦戰後不敵投降,楊慕琦被押解中國東北囚禁。戰後回港復職,1947年5月任滿退休。他因戰敗,所以未能「名留街道」。戰後香港市民有一趣談:本地習慣,兩人下棋,一贏一輸,粵語稱輸棋為「冇棋」。戰時港督楊慕琦兼任三軍司令,「慕琦」的粵語諧音與「冇棋」相似,這位港督以慕琦為名,無怪他打敗仗!
  1875年以輔政司職位署任港督的柯士甸(J. G. Austin),因對九龍半島開發有貢獻,故貫通南九龍東、西兩岸的幹道,以他名為柯士甸道( Austin Road)。後來它的一倏短小支路,也名為柯士甸路( Austin Avenue)。   第八任港督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是由輔政司職位升任,他任内因推行公平對待華人的政策,為英商集團所惡。值得一提的,就是軒尼詩與第五、六、七任港督,以及其繼任者寶雲,均為爱爾蘭裔。   第十任港督德輔( Sir William Des Voeux),在港島中、西環海旁,已有德輔道中與德輔道西以他為名。不過在南九龍開發初期,尖沙嘴東部海旁,也有一條荒僻的德輔道,九廣鐵路興築時,該道部份受工程影響而剷除,重建後改以負責鐵路工程的工務局長之姓氏而名漆咸道( Chatham Road)。   第十一任港督羅便臣( Sir William Robinson),與第五任港督同姓。任內香港爆發鼠疫,大批華人離港返鄉,很多疫區舊樓宇被拆卸,經過一番努力,疫症逐漸銷聲匿跡。例外地,並沒有以他為名的街道,可能是被認為「防疫不力」。   19世紀末,曾署任港督的金馬倫( Major General...
  第二任的港督戴維斯( Sir John Davis,又作德庇時),早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後隨英國主管遠東商業及外交事務的拿皮樓(W. J. Napier,後又以其爵位 Lord Napier譯作勞律卑)到中國活動。他通中文,1844年5月接任港督,任內建立早期的港府行政架構。1845年測繪港島地圖時丶將島西的摩星嶺,名為 Mount  Davis。後來西環堅尼地城填海時,所需砂石取自該山,因利乘便將其中一條新路名為 Davis Street,中文譯為「古怪」的爹核士街。   第三任港督文咸( Sir George Bonham,或譯般含,又作文翰),任内將1851年中環華人住宅區大火後災場磚瓦,運往附近填海,建成文咸東、西街,因該址原為海灘,故稱 Bonham Strand。稍後,中環又建了一條由堅道通往半山區的新路,也命名為 Bonham Road,中文先作文咸道,後改般咸道。嚴格來說,「咸」與英語讀音不符。從爹核士街、文咸街以及下述的乍畏街三條街道中文名稱,反映當時翻譯水準低,故昔日市民將其列為「香港地師爺文化」例子之一。   以初期駐港英軍司令乍畏少將( Major General William Jervois)而名的 Jervois Street,中文譯作乍畏街,街内多為經營江浙兩省出產的絲綢、布疋及有關貨品。乍畏之名音與義均欠佳,商戶早有煩言。1980年代,當局順從民意,改為蘇杭街,正確反映該處的商業活動。   第四任港督寶靈(...
  地有地名,街有街名,居室往往也有名稱。地方與街道名稱,主要反映地形、物產、歷史或紀念人物。居室的名稱,不只顯示主人的性格、生活情趣和社會地位,更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和風氣。   古代中國,宮、殿、府、第、堂與園等稱謂,是皇帝、貴族及大臣們的居室和飲宴遊樂場所,百姓是不能亂用的。就算讀過書或做過小官的人,通常謙稱自己的住所為廬或室,例如「躬耕南陽」時期的諸葛亮,稱自己的居所為「草廬」;唐代仕途坎坷的劉禹錫,更自稱所居為「陋室」,他的銘文:「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喻室馨則人高雅,毋須金碧煌以競豪華。淡泊仕途的學者,更以居室名稱以明志,如清代學者盧文弨的「抱經樓」大藏書家鮑廷博的「知不足齋」(《學記》:「學然後知不足。」)近代廣東大學者梁啟超自號「飲冰室主人」,強調了在清末民初翻天覆地時代,自已焦灼萬分的愛國熱情。 近代香港居室的稱部   香港開埠後,華洋雜處,中西文化交流。不過,居室的「等第」,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大致上仍然依照昔日中、英兩國的傳統。總督的官邸及辦事處,稱為督憲府( Government House)。稍後,在九龍以英皇而名的 King's Park,初譯「皇囿」,有「英皇專用花園」之感覺,與英文原意不太符合,故後改為音譯的「京士柏」,表示它是給公眾使用的。   早期主導香港經濟發展兩大英商的居所,一為銅鑼灣東角的渣甸花園( Jardine Gardens),另一是灣仔的春園( Spring Gardens,泉水花園),前者既是洋行之名(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又稱怡和洋行),也是大班威廉.渣甸( William Jardine)的姓氏;後者則是以寶順洋行( Dent's and co.)大班顛地( Lancelot Dent)的喜愛——噴水泉( Spring)而名。
黄大仙   黃大仙是現今全港十八個行政區之一,其名稱是由黄大仙祠而起,初時它只是竹園村範圍內的一個宗教建築物,後來因為崇祀的市民增加而逐漸擴大   據說,黃大仙原名黃初平,是晉朝時代浙江金華縣牧羊人的兒子,後來上赤松山隨道家修煉,成為「赤松仙子」,故稱「黃大仙」。他能「叱石成羊」,窮人、失意人求助,多能得到護佑。他雲遊各處,曾到過廣東,不久廣州便有黃大仙祠。   1915年,省港商人梁仁菴等七人,從廣東西樵普慶祖壇,奉接黃大仙寶像來港,在灣仔一樓宇開壇日闡教。1921年,梁氏等覓得竹園村範圍内的金鳳嶺地段建祠。動工前,主事者設乩壇,得乩語:「壇號普宜宜悟道,園名嗇色色皆空。」故名祠為「嗇色園」。它不僅是一個道教場所,也供奉孔子聖像與燃點佛燈,所以是儒丶釋丶道三教共處之所。此外,亦從事贈醫施藥等社會服務工作。   金鳳嶺為獅子山南面的餘脈,嗇色園建於其南,故其風水稱為「丹鳳朝陽」,而園旁的民居,也稱為鳳凰村。   黃大仙祠於1968年重建並擴充,建築物採用中國廟宇型式,莊嚴壯觀。因該祠以社會基層人士為服務對象,更有「有求必應」之口碑,所以香火鼎盛,成為具「香港特色」的宗教建築及旅遊景點。由於其「名氣」,它由竹園區域分拆出來,兩區並立。到1990年代,它更脱穎而出,成為一個大行政區,範圍包括鑽石山丶慈雲山和竹園等,是地名「擴大」和「升格」的一個典型例子。   嗇色園附近的屋宇發展,以龍翔道為界,分為黃大仙上、下兩邨。而竹園旁的鳯凰村,則以鳴鳳街(取意於「鳴鳳在竹」)為中心,闢為幾倏以「鳳」字為名的街道,如飛鳳街丶龍鳳街等。
  據說事後有社會領袖向港府指出,「狗虱嶺」之名,被城寨居民作為「抗爭藉口」之一,誠屬「不幸」,為將來行政順利,此名應廢除,此提議經考慮後實行。同時,亦考慮到新界八鄉另有一個主要山峰名觀音山,為避免混淆,宜將其中之一易名。因觀音又名慈航導師,常駕慈雲出現海上,普渡慈航,而九龍的觀音山近海,故將它改為慈雲山。此事未能在政府檔案中證實。不過,二次大戰後的政府地圖丶文件,都以「慈雲山」作為正式地名,狗虱嶺之名未再出現。   1950年代,東九龍人口激增,木屋處處,政府將慈雲山觀音廟下地段,闢為徙置區,成為一個次級行政單位。該區多層屋邨;均以「慈」字作為字根,如慈安邨、慈樂邨和慈民邨等。而區內主要大道,則稱為慈雲山道,原日的沙田徑南段,亦擴闊為沙田坳道,兩道之間丶現今小型廟宇丶道觀林立,如法藏寺、關帝廟、大王公廟、清虛天宮、賓霞洞等,故有人謔稱該處是「滿天神佛」。 竹園   慈雲山西南面山坡下,沙田徑旁有竹園村,此村名未載於嘉慶《新安縣誌》,但在1866年,意大利傳教士獲朗他尼(S. Volunteri)的《新安縣全圖》,以及1902年港府的《九龍半島地圖》中,均清晰可見。圖中顯示其址位於山坡丶村屋的規模頗大,村背林木面積亦廣。據此,相信竹園村是19世紀初期建立的,其名稱很可能來自村後的竹林。   新界租借後,竹園的環境開始變化,有手工業者遷來經營,亦有市區社團或富裕人家購地建亭園別墅。1935年江山故人(黃佩佳)的遊記,敘述當地情景:「流泉交錯,村居錯落,都數十人家。園林亭閣,亦有四五處。有製粉廠三所,日錦生昌、日同興丶日秦記,所製均為沙河粉。錦生昌較大,有鑊四磨四,工人十餘,分任磨丶煮、曬、捲、切等工作,張粉衣於籬,排列而曬之,佔地之廣,有如醬園。又有永豐祥染廠、聽泉仙館、洪利園畜牧場、嗇色園黄大仙祠、覺蔭園、翠林洞及牛房等,此村遠隔塵囂,別饒幽趣。」從這段記載,可知現今嗇色園黄大仙祠,當日是包括在竹園村範圍內。遊記中又指出,當年嗇色園牌坊前,是往沙田的主要步行路徑,路旁建一茶亭,每日由園内工人煲茶注入一大瓦缸中,免費供應行人解渴。茶亭柱上有對聯一副:「涼亭堪駐足,解渴暫停驂。」   二次大戰後,難民湧入,各式各樣的臨時屋宇,在竹園各處出現,新來者多聚居成小村落,政府為方便管理,將其組成「竹園聯合村」。   1980年代起區内臨時屋宇分批拆卸,改建為新式多層屋邨,以横貫東、西的主幹竹園道為界,分為竹園南邨及竹園北邨。邨內的横街支路,均以「竹」字為名,如雅竹街;而屋宇大廈,則以「園」字為名,如柏園樓等。
慈雲山   位於北九龍山脈中央,獅子山與大老山之間。它原稱「觀音山」,此名之起源,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因山頂東北面的觀音山村而來。該村居民的祖先,清初自廣東省東莞縣厚街移來,初居於海濱之沙田頭,後來因避海盜侵擾,乃遷至山上定居。初時稱為竹頭坪村,後來村民見山形似觀音菩薩坐於山上,故稱山為觀音山,而村亦名為觀音山村。第二種說法是因山頂南面觀音廟而起。該廟據稱建於清代中葉,曾燬於火後重修,但無碑記可考。廟內現存古物,僅為一鐘版,乃咸豐三年(1853)所鑄,由香港仔三昌店鄧酉所獻。以此推斷前說較為可信,觀音廟只是後來藉觀音山之名而建。1866年意大利傳教士獲朗他尼(S. Volunteri)所繪《新安縣全圖》,該山標作Kun Yum Shan(觀音山)。20世紀初的香港政府地圖,則以山頂有廟,故稱Temple Hill(廟山)。   觀音山頂東、西兩面,均有山坳,東面的稱為割草坳,乃本地村民昔日割草取柴必經之路,亦可通往濠涌與西貢。觀音山村附近山嶺,多產柴草,村民斬伐後風乾儲藏(故該處有茂草岩、草堆下、吊草岩、茅撻等地名),除自用外,肩挑落九龍城出售,生活艱辛可知。西面的山坳稱為沙田坳,是沙田通往九龍城的兩大條主要通道之一(沙田徑)。20世紀初大埔公路興築以前,大埔與沙田居民往九龍、香港者,都經此徑,稱為「出洋」,蓋跨越沙田坳後,便可看見維多利亞港與港九市區了。據說觀音廟為來往行旅集資所建,又稱觀音佛堂和水月宮。大埔公路通車後,來往者少,此廟香火漸稀。   觀音廟下的一段沙田徑,經過兩條水坑,夏、秋兩季,洪水常阻行旅。光緒四年(1878年),有士紳鄧懷青,以鄧積善堂名義,捐款造兩橋,便利行旅,稱為「種福橋」,橋頭有石碑記其事,惜在香港淪陷期間被人挖去。   觀音廟對下的山坡,昔日稱為「狗虱嶺」,有說此名是因行旅經此者,常為草虱所擾而來。1933年,香港政府計劃將九龍城寨居民,徙往狗虱嶺。事前在該處建造了幾間磚屋,作為示範單位。六月初在九龍城寨貼出有關徙置措施佈告,限居民於九月底遷移。佈告一出,居民群起反對,他們的理據是依條約九龍城寨仍屬中國管轄,港英無權強迫居民遷徙,其次是徙置,其次是徒置區域狗虱嶺名稱不雅。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的「五省外交專員」蔣介侯,亦循外交途徑向英國政府抗議,結果徙置計劃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