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十月 2, 2022
首頁 香港故事 獅子山下通識滙

獅子山下通識滙

  明廷恐葡人坐大,於是在正德十六年( 1521年),遣廣東巡海道副使汪鋐督師出征。葡人初據險頑抗,汪鋐以50艘船包圍,繼用火攻,卒大敗葡軍,迫使他們放棄屯門,北上閩浙沿海活動,最後轉到澳門建立根據地。   明末清初的一些地圖與史籍,曾出現「團門」與「段門」的名稱,都是由屯門一名轉訛而來。另一方面,亦有稱杯渡山為「羊坑山」,其實,羊坑山只是指前者東麓楊小坑村背後的山坡,是以點概全。「羊坑」之名,是因其主溪如羊腸,彎曲而下。   清初「遷海」,原居於屯門一帶的村民被迫內移。「復界」後部份歸來,但人丁大諴,耕地與鹽田荒廢,海灣淤塞航運衰落。為了恢復生機,清廷只好招徠内地的客家人前來開荒,因此改變了屯門的鄉村結構。從地理上而言「遷海」前以陶族為主的「本地」氏族(廣府人)聚居於屯門北部河谷一帶的肥沃土地。「復界」後,客家氏族雖然大批遷入屯門,但無法在本地氏族聚居的河谷地帶立足,唯有轉往屯門南部近海的地方發展。於是,屯門灣東岸的掃管笏與大欖涌,以及西部的龍鼓灘等地都成為了客家氏族落地生根的地方。這些以前本地氏族不願居住的偏遠地區,都因為客家氏族的遷入而得到發展,使屯門的人文地理结構得到大大的擴展。此外,沿海灣的灘地,亦重新發展為鹽田,從業者多為水上人。   18世紀開始,西歐國家的船隻,紛紛來中國沿海,德國和英國船長看到屯門山頂的岩石堆,形狀似歐洲的城堡,因此名之為 Kestell Piks和 Castle Peak(城堡山),而山下的海灣則稱為 Bai des Kastell Piks和 Castle Peak Bay。   到1866年,杯渡山的名稱出現轉變。該年意大利傳教士獲朗他尼( Simeone Volunteri,較早前譯作安西滿)所繪的《新安縣全圖》,將杯渡山標為「清山」,英文則作音譯的Tsing Shan,這是中外輿圖從未出現過的名稱,相信是由聖山的客語讀音轉訛而來。由於此圖是以現代繪圖概念和技術而繪製的第一幅新安縣的地圆,對以後有關的地圖有頗大影響,因此清山一名亦為後人沿用。不過,在清 ‧ 光緒五年(1879年)出版的《廣州府志》中的新安縣圖,山名由清山簡化為青山。
  五代十國時期,南漢的劉氏割據嶺南,對沿海寄舶的外商抽取較重的關税,而對屯門這個濱海重鎮很重視。北宋負責廣州軍事的蔣之奇曾撰〈杯渡山紀略〉一文,指出南漢曾在屯門設置管理屯門鎮的「靖海都巡」,並在屯門北麓,建立軍塞。另一方面,屯門也是一處重要的佛教聖地S,地方官員更命人雕刻了杯渡禪師的石像供奉在屯門山,以紀念東晉末年杯渡禪師南來駐錫的一段法緣。稍後,南漢末代國王劉鋹,為粉飾昇平,敕封屯門山為「瑞應山」。   明代萬曆年間,郭棐《粵大記》所附〈廣東沿海圖〉,將屯門山稱為聖山,相信是從杯渡山和瑞應山發展而來。而清代中葉(約1850年)的《華南沿海圖》,也使用聖山之名,可知在明、清兩代,聖山已取代杯渡山,成為正式名稱。   元末明初,開始有內地氏族由江西、廣東等地移居屯門。陶族由廣西遷入,建立泥圍、青磚圍和屯子圍,鍾族建立廣田圍(後稱鍾屋村),陳族建立了田心圍。屯門逐漸由商港、軍鎮轉變為漁農兩棲的鄉村。   屯門在明代佔有重要的軍事地位,明初就有兵船在屯門停泊,所在海灣稱為屯門澳。明 · 嘉靖年間,應檟繪製的《全廣海圖》,於屯門澳一處下加註文云:   此澳大,可泊。東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至九洲一潮水,至雞公頭半潮水,至急水門五十里,至虎頭門一潮水。南頭兵船泊此。   此段文字說明了屯門澳條件良好,所以南頭巡海道的兵船就泊在此處。後來,葡萄牙人東來找尋發展機會,相信亦為屯門澳的地利吸引而停駐於此,最終與明朝海軍發生了影響深遠的中葡海戰。   明 · 正德八年( 1513年),葡萄牙使者阿華列士( Jorge Alvarez)乘船抵達屯門,按音譯為葡文 Tamáo,並在附近的内伶仃島建立石柱,刻葡國徽章於其上,以示佔領。這反映出葡萄牙人對屯門在航海和軍事上的重要地位有深入的認識。葡萄牙人在屯門等處設立營寨,造火銃(大炮),為攻守要具,時長達七年之久。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馬六甲總督派遣船長安達拉( Fernáo Peres de Andrade),率葡萄牙船四艘,偕使者皮利司(...
  屯門是香港區域歷史最悠久的地方。這名稱昔日有多重意義,它既是一道海門(航道的咽喉),也是一個地方,有時更指一個行政區域。同時,該處的山嶺和海灣,亦因它而名也隨之而變化。   屯門位於珠江口東岸,這道海門,是由大嶼山與屯門山(今作青山)南北對峙而成。另一方面,屯門山與其東面的九逕山,亦形成一個海灣——屯門灣,它因有大嶼山在南面屏障,所以是一個良好的避風港。從航海角度而言,珠江口西岸(中山、珠海、澳門)乃淺水地帶,不利航行,東岸則有深水航道沿佛堂門、鯉魚門、急水門(今作汲水門)、南山、南頭城、虎頭門而入珠冮直達廣州。屯門既位於閩粵沿海航道中,又是進入珠江前最後一個港口,自然成為船隻灣泊的地點。   屯門的對外交通,始於南北朝的劉宋時代(公元5世紀),當時有一位曾以大木杯渡河而著名的高僧杯渡禪師,到屯門駐錫(居留修道),故此屯門山又有「杯渡山」之稱,此名在其後幾百年均沿用。   當唐代的廣州發展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埠時,屯門的優越地理候件正好配合珠江的商置活動,成為華南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軍事重鎮。從唐代開始,屯門的歷史發展無論在商貿、軍事、移民、文化等方面都和海路交通息息相關。當時海上航行受到季候風支配,中外商船往來中國貿易都須要依季節行事。外國商船來廣州前先在屯門稍作停留,然後沿珠江進入。離開廣州時,亦須在屯門停泊,然後等待適當的季候風啟航回國。   由於中外船舶雲集,為保障商旅安全,以及向往來商舶徵收税項,唐朝政府於是在屯門設置軍鎮,派駐軍隊執行管理和保衛的任務。《新唐書》卷四十三上〈地理志.嶺南道廣州南海郡〉下註:「有府二:曰綏南,番禺;有經略軍,屯門鎮兵。」這是屯門在中國史籍中最早岀現的一倏記載,指岀屯門是番禺府軍鎮的所在地。   由於這道海門有軍隊屯駐,故此稱為屯門,港灣稱為屯門灣,其西面的主山稱屯門山,而屯門為中心的軍區則稱屯門鎮。不過,屯門鎮的「治所」(行政中心)有一段頗長時期設於寶安縣的南頭城。
  鑑於情況悲慘,廣東官員如巡撫王來任及總督周有德等皆痛陳遷海的弊病,請求罷《遷海令》及准復界。到康熙八年(1669年),終獲接納,朝廷批准恢復新安縣的建制,可是,劫後餘生的居民為數不多。對官府而言,因生產低落,田賦收入鋭淢,嚴重影響整體經濟。   為恢復地方生產事業,官府決定從廣東省各處招徠移民到新安縣重新墾殖,其中以廣東東部和北部耕地不足的客家人地區,應召者最多。根據數字,到嘉慶二十三年(1773年),新安縣的人口已回升至239,112人,其中大多數是由外地移入者。當時新增加的村莊有366條,屬於客籍的有345條,非客籍的則有21條,反映了客家人遷入新安縣的情况。這對縣内居民族系成份的比例改變很大。此後,廣府籍(講廣州方言)的鄉民,自稱「本地」;客籍的鄉民,則稱為「客家」。前者的村莊,官府將其列為「官富司管屬村莊」,後者的村莊,則列為「官富司管屬客籍村莊」。本地村莊因位於平原地區,每村人口較多,客家村莊多位於較僻山嶺地區,可墾地稀,故每村人口較少。到19世紀末期,本地與客家總人口的比例,約為六比四。但以鄉村數目而言,則客籍的稍多。 國際形勢轉變的影響   鴉片戰爭,英國佔有香港島,新安縣變為中國的海防前線,清廷給予較大的重視,首先在九龍半島北部建立九龍塞城,稍後亦在鄰近海濱設立税關,以徵收香港運往中國各地貨物的税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再取得九龍半島南半部,中丶英邊界已向北推進至九龍北部的界限街。   19世紀末,俄國、法國和德國,因「迫使」日本將《馬關條約》所得利益部份歸還中國「有功」,先後從中國取得領土:俄佔遼寧省的旅順、大連;法國佔廣東省的廣州灣(今湛江市);德國佔山東省的膠州灣(青島市)。英國不甘落後,在1898年,以香港的防衛為藉口,強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的陸地,鄰近海域和島嶼,以及大嶼山,以九十九年為期。由於這些地區是港英新增的租借土地,故稱「新的租界地」(The New Territory),簡稱「新界」,1912年後始改稱 The NewTerritories。   1937年,港英政府為配合九龍的城市發展,用內部行政手段,正式將新界南緣的土地,即九龍界限街以北丶九龍山脈以南的帶狀地帶(包括深水埗、九龍城丶黃大仙及觀塘區),撥入九龍,稱為「新九龍」。此後的一段長時期,香港與九龍為城市區,新界為鄉郊區,這種情形到1950年代末期才開始轉變。
  明萬曆元年(1573年),新安縣正式設立。據清·康熙《新安縣志》的記載·新安縣界以原東莞守御所城為中心,東面130里到陶娘山,東南面80里及南面100里至包括香港、九龍及新界所有土地,西南至城外珠江口伶仃洋,西面80里到虎頭山,西北50里到參里山,北80里到寶山,東北60里到太平障山。整個縣界範圍主要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份地區,及香港的全部和東莞市東部與東南部的小部份地區。香港全部土地(包括港丶九、新界)約佔新安縣五分之二的面積。 「遷海」及「復界」的影響   新安建縣由明入清之後,即遇到《遷海令》的大災難。清朝統一中國之初,反清勢力仍未完全消除,特別是鄭成功的部屬,不斷侵擾福建沿海城市。他後來退守台灣並準備以此為反清復明的基地丶成為清朝的心腹大患。   為切斷鄭成功與沿海居民及因此而來的支援,清政府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頒發《遷海令》,其主要内容是:長江以南沿海省份的濱海區域後撤若干里,在福建為30里,在廣東為50里,居民必須遷移至界線之内,越界者處死。遷海的步驟是沿海岸線向內陸後撤50里,然後選擇易守難攻的重點,插上旗幟,並在各旗之間用繩子拉一直線,在此直線靠海一邊的所有居民必須撤至內陸的另一邊丶臨海一邊的所有房屋一律拆毀。在界線上每隔一段距離便修築墩台一座,派兵駐守。   按此規定,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人口,都在強制遷移之列,但居民卻未獲正式通知。當官軍開到執行強迫遷徙之際,居民如晴天霹靂,倉皇上路,流離轉徙,更嚴重的是新安縣的大部份土地都被劃為禁區,即使地方官有意把這些「遷民」安置在本縣界內,也因地少人多而無法實施。結果這些民眾最後安置之所,近的是東莞丶歸善(今惠州)等鄰縣的荒野。   更可悲的是,遷海的措施未獲預期效果,因鄭成功的部隊繼續活躍於沿海丶反令清政府於康熈三年(1664年)實行第二次遷海,再向內地遷移30里,與先前的合計,即共遷海80里。第一次遷海已劃掉了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僅僅留下縣城和少許土地,如果按計劃第二次遷移的話,包括縣城在內的所有土地都將留在界外,新安縣從此就不再存在。為此,當時有關官員便聯名向康熙上疏,要求只遷移東路和西路的24個鄉。結果第二次遷海之後,新安縣十之八九成了界外之地,包括香港新界全境的大部份土地都在被遷之列。
  新界是香港特别行政區三個地域組成部份之一,其範圍包括九龍山脈以北至深圳河的半島形地帶、鄰近海域與島嶼、以及大嶼山。以土地面積來說,它遠較香港島及九龍為大,但城市發展則稍遲。   1898年以前,中國疆域並無「新界」之名,它只是作為一個地方縣治的部份而存在,有時隸於番禺縣,寶安縣,有時又屬於東莞縣甚至新安縣。史前時期,已有人類活動。秦漢時代,生活於斯者主要為陸居的畲(輋)、瑤人,和水上生活的蜑民。唐代因屯門的對外水路交通發展,開始有漢人遷入。兩宋末年,北方游牧南侵中原,陸續有較多漢人避戰亂從中原移居,他們多以農耕為生,漁獵為輔。元丶明時代漢人已成為主流民族,畲丶猺退居山區。 新界改屬新安縣始末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及隆慶二年(1568年),東莞縣及鄰近地區發生兩次大饑荒,飢民為勢所迫,起而搶糧,衝擊官府,社會秩序大亂,幸得鄉紳合力籌糧賑濟,地方才避過一場災劫。事後,地方人士以縣南地區遠離東莞縣城,地方偏僻,官府鞭長莫及,多次請求在南頭城另設縣治以加強管理。經過幾次拖延,朝廷終於批准立縣要求,並賜名「新安」,取「新縣安寧之義」,亦有「革故鼎新丶去危為安」之意。
  第廿四任港督戴麟趾( Sir David Trench)其「待遇」亦與他的兩位前任相同。不過,有人指出,1970年代初建成,橫貫西北九龍山腳的呈祥道( Ching Cheung Road),其中文名稱表面意喻「麟趾呈祥」,實際上是紀念戴麟趾。   第廿五任港督麥理浩( Sir Murray MacLehose)是任期最長的一位。任内適逢社會安定,經濟飛躍發展,他推行了多項改革和建設,包括廣建公共屋宇、反貪污、新市鎮發展和設立郊野公園。他熱愛遠足,亦重視戶外康樂對市民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任內闢成的橫跨新界郊野公園的麥理浩徑( MacLehose Trai),正好為他在這方面的貢獻留下記錄。   第廿六任港督尤德( Sir Edward Youde)也是一位「中國通」任內香港回歸中國的談判,惜死於任滿前,港島的東區尤德夫人醫院( Pamela Youde Nethersole Eastern Hospital),即以其夫人為名。   第廿七任港督衛奕信( Sir David Wilson)的中文造詣也不錯,在香港習中文時,另有一名魏德巍。任内首要工作是香港回歸中國的過渡安排。他酷愛遠足,足跡遍及港九新界。退休前親自選擇了一條由港島南部,「越海」跨九龍群山至新界東北部的郊遊路線衛奕信徑( Wilson Trail)。1995-1996年,由香港賽馬會丶商業機構及其他社會人士,捐資建成。
  以第十八任港督貝璐( Sir William Peel )為名的港島南坡,因沿途陡斜,故稱 Peel Rise。必須指出,中環有一條早期開闢,短小的卑利街( Peel Street),是以1830-1840年代兩度任英國托利黨( Tory Party,即今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前身)政府首相的卑利爵士( Sir Robert Peel )而名,與貝璐總督無關。   第十九任港督郝德傑,任期短暫,二次大戰後在九龍琵琶山的一條道路,以他而名郝德傑道( Caldecott Road)。   第廿一任港督楊慕琦( Sir Mark Young )到仼時,遠東已戰雲密佈,鄰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早已為日軍佔領。1941年12月8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駐港英軍苦戰後不敵投降,楊慕琦被押解中國東北囚禁。戰後回港復職,1947年5月任滿退休。他因戰敗,所以未能「名留街道」。戰後香港市民有一趣談:本地習慣,兩人下棋,一贏一輸,粵語稱輸棋為「冇棋」。戰時港督楊慕琦兼任三軍司令,「慕琦」的粵語諧音與「冇棋」相似,這位港督以慕琦為名,無怪他打敗仗!
  1875年以輔政司職位署任港督的柯士甸(J. G. Austin),因對九龍半島開發有貢獻,故貫通南九龍東、西兩岸的幹道,以他名為柯士甸道( Austin Road)。後來它的一倏短小支路,也名為柯士甸路( Austin Avenue)。   第八任港督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是由輔政司職位升任,他任内因推行公平對待華人的政策,為英商集團所惡。值得一提的,就是軒尼詩與第五、六、七任港督,以及其繼任者寶雲,均為爱爾蘭裔。   第十任港督德輔( Sir William Des Voeux),在港島中、西環海旁,已有德輔道中與德輔道西以他為名。不過在南九龍開發初期,尖沙嘴東部海旁,也有一條荒僻的德輔道,九廣鐵路興築時,該道部份受工程影響而剷除,重建後改以負責鐵路工程的工務局長之姓氏而名漆咸道( Chatham Road)。   第十一任港督羅便臣( Sir William Robinson),與第五任港督同姓。任內香港爆發鼠疫,大批華人離港返鄉,很多疫區舊樓宇被拆卸,經過一番努力,疫症逐漸銷聲匿跡。例外地,並沒有以他為名的街道,可能是被認為「防疫不力」。   19世紀末,曾署任港督的金馬倫( Major General...
  第二任的港督戴維斯( Sir John Davis,又作德庇時),早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後隨英國主管遠東商業及外交事務的拿皮樓(W. J. Napier,後又以其爵位 Lord Napier譯作勞律卑)到中國活動。他通中文,1844年5月接任港督,任內建立早期的港府行政架構。1845年測繪港島地圖時丶將島西的摩星嶺,名為 Mount  Davis。後來西環堅尼地城填海時,所需砂石取自該山,因利乘便將其中一條新路名為 Davis Street,中文譯為「古怪」的爹核士街。   第三任港督文咸( Sir George Bonham,或譯般含,又作文翰),任内將1851年中環華人住宅區大火後災場磚瓦,運往附近填海,建成文咸東、西街,因該址原為海灘,故稱 Bonham Strand。稍後,中環又建了一條由堅道通往半山區的新路,也命名為 Bonham Road,中文先作文咸道,後改般咸道。嚴格來說,「咸」與英語讀音不符。從爹核士街、文咸街以及下述的乍畏街三條街道中文名稱,反映當時翻譯水準低,故昔日市民將其列為「香港地師爺文化」例子之一。   以初期駐港英軍司令乍畏少將( Major General William Jervois)而名的 Jervois Street,中文譯作乍畏街,街内多為經營江浙兩省出產的絲綢、布疋及有關貨品。乍畏之名音與義均欠佳,商戶早有煩言。1980年代,當局順從民意,改為蘇杭街,正確反映該處的商業活動。   第四任港督寶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