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十二月 8, 2019

銅鼓山

九龍城砦東北面,有個小山嶺,昔日稱為「銅鼓山」,據說是因嶺上有一形似銅鼓的巨石而名。銅鼓是中國西南、華南少數民族(如苗、瑤、黎等)的一種銅製器皿,狀似木皮鼓,用以作祭祀、喜慶時敲擊作樂之用。此山不以石鼓而以銅鼓為名,傳說是因此石以木棍敲擊時,真的鼕鼕作響。往日鄉童在閒暇,常結隊登山擊石以為樂,故此嶺又有「打鼓嶺」之名。 這個山嶺,在誌書及舊地圖均無記載。不過, 在九龍城侯王廟現在尚存道光二年(1822年)《重修侯王宮碑記》內有兩句云:「且試登斯廟之亭,左望珓杯之石,右瞻銅鼓之山。」可證昔日確有銅鼓山的名稱。 銅鼓嶺山坡下,昔日有兩條鄉村,打鼓嶺與石鼓壟。兩者在1819年嘉慶《新安縣誌》並無記錄,但在1902年香港政府的《九龍半島地圖》,則清晰可見。由此推測,兩村居民都是19世紀期間移來定居的。「壟」是突出的小丘,石鼓壟相信是指鄰近石鼓(銅鼓)的小丘。英國租借新界後,將銅鼓山附近山坡劃為練靶場與軍用保留區。兩村居民的生活相信受到一定影響。 江山故人在他1935年遊記中,對兩村有下列記述:「打鼓嶺屋宇較多,且編有門牌者,所業者多養豬及製腐竹。……」「石鼓壟村村罟(捕魚設施)較少,園林特多,……出產之石榴最著名。」 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時,日機空襲啟德英空軍基地,有炸彈誤中打鼓嶺,燒燬多間村屋。到1943年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兩村均在遷拆之列,打鼓嶺村民被集體徏往西貢蠔涌附近山坡,此即現今之打鼓嶺新村。 二次大戰後九龍城發展,當局將兩條南北走的街道,分別命為打鼓嶺道和石鼓壟道,後者受啟德機場位置所限,甚為短小。不過末端有一塊休憩地帶,名為石鼓壟道遊樂場。此外,鄰近有一條同樣短小的沙埔道,其原址為昔日位於海旁的沙埔村。
狗髀洲 狗髀洲為鶴咀半島南面一小嶼,面積僅0.083平方公里,因海浪沖擊中裂狀似相連之兩嶼,故昔日水上人稱孖洲,陸居人則稱雙筯。狗髀洲之名,有說為島形狗髀而來。黃垤華多年前曾為此遍訪鶴咀土著及赤柱一帶水陸居民,他們均稱向來未聞有「狗髀」之說。黃氏認為,此島實因形似古代占卜用的「珓杯」而名珓杯洲。據南宋程大昌之《演繁露》卷三〈卜教〉:「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珓杯(亦作杯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此卜器古代宮廷以玉製,故字從玉珓,民間則多用竹或木製,故亦作筊。這種占卜術,昔日廣東水陸均常用。卜時擲兩珓,仰者為「陽杯」,俯者為「陰杯」,一俯一仰是吉兆,稱為「勝杯」。狗髀洲之兩嶼,排列頗像似,故《粵東海圖說》以同音作「聖杯」。清代陳倫烱的《海國聞見錄》輿圖,則據此以名該海道為「聖門」(聖杯旁的海門)。英治時期,兩者均有人用,但典故是用「勝」,測繪者不了解其背景,遂以近音的「狗髀」代「珓杯」。狗髀洲之名使用日久,習非勝是,現今難以「還原」。  
九龍城的古蹟和鄉村——龍津石橋 九龍城是九龍半島古蹟和鄉村最多的區域,除九龍寨城與宋皇臺外,還有龍津石橋、侯王廟、樂善堂、竹娘廟、銅鼓山等。舊鄉村則有前圍、衙前塱、打鼓嶺、隔坑墩、東頭村、石古壟、沙埔、沙地下、西頭村、龍湫井、瓦窯頭、馬頭圍、馬頭角、馬頭涌、珓杯石與九龍仔。在20世紀城市化過程中,它們大部份都闢為街道,但在名稱上留下痕跡。 19世紀末期,九龍城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建築,就是龍津石橋,與它直接或間接有關的,還有龍津亭和龍津義學。 「龍津」之名,是由「聚龍通津」而來,其意即城池通出河流或海面的通道(如廣州的龍津路,就是昔日城西通往珠江的通道)。而龍津石橋,就是從九龍寨城沿龍津路,出城寨後經九龍大街一直通出九龍灣的橋道。 龍津石橋建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橋長六十丈(約210米)、闊六尺(約2米),橋躉共二十一個(稱為「石磉」),橋面用麻石板砌成。橋頭有龍津亭,亦稱「接官亭」,建築頗宏偉,有上下兩層,四面有門,石額「龍津」二字,為南海縣學者潘士釗手書,亭內嵌有創建碑記。後因沙石沖積,橋頭距海水漸遠,故於光緒十八年(1892),延續二十四丈木橋,伸出海灘,盡處作丁字形。當時北九龍為尚未開發之山崗地帶,並無正式道路,故龍津石橋為九龍城及沙田居民,乘搭街渡或小輪前往香港的碼頭。 1930年香港政府開築由九龍城往西貢的公路,龍津亭因位於路線內而拆卸,當局順應民意,將亭內石碑記和亭前古炮,搬往舊九龍城警署前草地安放。日佔香港期間,石橋殘餘石塊,亦被運走作擴建啟德軍用機場。此歷史性建築,從此消失。據九龍城老居民指出,原橋的路線,約在現今城南道。 2008年,港府古蹟古物辦事處,在舊啟德機場大廈附近進行發掘,發現龍津橋及龍津部份遺蹟,計劃發展為「歷史文化區」。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上) 20世紀初,九龍城地區開始城市化。當時有兩個商業集團,分別在區內進行花園市鎮發展計劃。其一是英商集團的九龍塘花園城市,另一個是華人社會領袖集團的九龍灣填海建屋計劃,兩者都因「省港大罷工」及發起人去世而遇到困難,後者只能完成約一半工程,部分建成屋宇及街道最後亦因機場發展而拆卸。 九龍灣填海建高尚華人住宅的構思,是由伍廷芳博士提出,計劃的實施則由一間名為「啟德營業有限公司」(The 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 Ltd)負責,主要的發起人是華人立法局議員何啟及殷商區德,參加者還有多位當時著名的紳商:曹善允、張心湖、周壽臣、黃廣田、莫幹生、韋玉、周少岐和李桂培等。該公司的名字,就是以兩位發起人的名字合成。 何啟是廣東南海人,先後在英國獲得醫學及法律學位,返港後從事法律業務。1890年起任立法局議員長達24年,並獲授爵士銜,他亦曾協助在中國國內推行「維新運動」。 區德又名歐澤民,廣東南海人,在香港以經營「昭泰隆」(A. Tack & Co.)百貨及傢俬業起家,擁有大批物業,中環的昭隆街與安蘭街大部份屋宇,都是他興建的。他和何啟是姻親。 啟德發展公司向港府解釋它的發展計劃時,提出的主要論據是:「滿清政府倒台後,中國國內局勢動盪,有必要為大批到來香港的華人提供舒適的住所,藉此可令他們定居香港,投資發展本地經濟。」 港府經過考慮,因多種原因難決,適逢何啟急病去世,故延至1915年末才批准填海200畝,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工程於1920年完成,之後立即動工興建房屋,這個稱為「啟德濱」(Kai Tak Bund)的地域,規劃為十多條街道,其名稱都以「啟」和「德」作字根。東西走的五條,用仁、義、禮、智、信為名,即啟仁道、啟義道等,連同長安街共六條大路。南北走的道路,用數字排名,即分別為一德路至九德路。樓宇建成初期,因受毒蚊與瘴氣的謠言,以及交通不便的影響,入住者稀少,直至兩者澄清及改善後,才有較多人遷入。 第二期工程在1921年開始,但進行並不順利,1926年工程停頓,其主要原因,是期內先後發生「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香港經濟嚴重衰退,不少居民更離港返鄉。最後到1927年,填海工程被政府接管。 省港大罷工除令港英政府經濟損失外,英國在中國的外交及政治利益亦受打擊。當時中國的「北伐」進展迅速,引起各地民眾借此衝擊「通商口岸」的英租界,令國民政府得以藉此收回漢口、九江、鎮江和廈門的英租界,英國擔心香港殖民地的穩定,遂興起在香港建立一個空軍基地,以加強防衛的念頭。接近港島的啟德演,正符合這個需求,除軍事用途外,機場亦可應付當時在全球各地興起的民用航空業務,其濱海位置更有利於水上飛機的使用。
鰲洋甘瀑 中國社會傳統,很多縣市都有所謂「八景」或「十景」,其目的是彰顯當地的風景文物,提升縣市的「聲望」。港九新界昔日所隸的新安縣,也有「新安八景」,其名目是︰一、赤灣勝概;二、悟嶺天地;三、杯渡襌蹤;四、參山喬木;五、廬山桃李;六、玉勒湯湖;七、鰲洋甘瀑;八、龍穴樓台。 上述的三與七,都位於現今香港特別行政區內。「杯渡襌蹤」是指屯門的青山與靈渡山的景物,以及杯渡襌師等事蹟。「鰲洋甘瀑」是指海旁的瀑布,其所在曾引起爭論。它有兩個說法,其一認為鰲洋即大鵬灣南部的石牛洲,其二指它位於港島華富的瀑布灣。 第一種說法主要根據嘉慶《新安縣誌》的地圖,圖中在南、北佛堂之東南海面有一鳥標作「獨鰲洋」,而該誌卷四「山水略」亦稱︰「獨鰲洋在城南二百里左為佛堂門,右為急水門。」故此「獨鰲洋」當在大鵬灣。其實,該圖所稱「獨鰲洋」(山)實指大鵬灣南部,塔門洲正東約5公里的石牛洲(Shek Ngau Chau)。它是一個面積細小的山岡,全無水源,故與「甘瀑」扯不上關係,只不過因「獨鰲」與「石牛」乃一音之轉,修誌者又未經身臨勘察,於地貌景觀,均一無所知,故有此誤。 第二種說法的論據是,成書於康熙初年(約1670年)的《廣東新語》卷四〈水語〉海中淡泉條︰「海中淡泉凡六,其在新安七都大洋中者,曰鰲泉。」而嘉慶《新安縣誌》卷十八勝跡略亦指出︰「鰲洋甘瀑在七都大洋中,有石高十丈,四面鹹潮,中有甘泉飛瀑,若自天而下。」據此,許地山教授在1930年代末期著文認為,「鰲洋」是位於香港海面,昔日香港的一個別名「香江」,亦起於此。有人更引一幅19世紀初期的西洋畫支持,這是外國人哈納(W.Havell)於1816年所作有關瀑布的水彩畫,它描繪一群海員划小艇到瀑布旁汲水的情景。按歷史記載,19世紀初,來華貿易的洋船,有不少寄泊於石排灣西南一帶海面,並在此瀑布汲水補給。 再者,從哥連臣中尉(Lieutenant T. B. Collinson)1845年所繪的全港島地形圖中可見到,全島西南的溪水,匯集於薄扶木村後,經現今華富邨旁山崖「飛瀑」入海,該處因此稱為瀑布灣(Waterfall Bay),與上述脗合,更增強了此說的可信性。 1860年代,港府為解決市區食水供應,將薄扶林的溪水(土名馬尿河)引至中環,稍後更建成薄扶林水塘,自此「甘瀑」消失。這宗「溪此名留」的事實,又一次證明了「地名是社會演變的活化石」。  
【註釋】鯉魚門海峽,一道奇特海門,礁崖上有座燈塔。鯉魚門燈塔曾經多次修建,突出其顯著信號燈,為原啟德機場夜航導向指標。鯉魚門燈塔距鯉魚門市中心海鮮酒家、食肆不遠,如在月夜晚飯後,到此海演漫步、觀賞鯉魚門的海角潮音,領略一下黑海明燈的光彩。  
雙四門 地名的變異,往往是因方言發音偏差、記錄錯誤或「忌諱」原因而致。香港島東南角的雙四門與狗髀洲,就是好例子。 雙四門(Sheung Sz Mun)是鶴咀半島與蒲台群島間的海門,是港島東南面的重要水道,群島東端的橫瀾,百多年前已建有燈塔導航。雙四門之得名,有說是因附近的八個島嶼(蒲台、墨洲、螺洲、螺洲白排、狗髀洲、宋崗與橫瀾兩島。這是望文生義,不足為信。 其實,雙四門古稱雙筯門,以狗髀洲(原稱珓杯洲)的「雙筯」而名。「筯」與「箸」通用,古代以竹製,故從竹助聲,助以夾食的器皿,即粵語的筷子。雙筯,是指該島為海浪侵蝕,裂為二長形似箸。雙筯門的歷史長遠,其名首見於明代中葉《粵大記》所附的《廣東沿海圖》第二十一圓。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也多次記述,如卷二〈地語 ∙ 海門條〉說:「南海之門最多,……從新安(即今寶安縣)而出者,曰小三門,曰屯門、曰急水(今作汲水)、曰中門(即今尖沙嘴與中環及灣仔間海道)、曰鯉魚、曰雙筯。……」 清道光二年(1822年)阮元修的《廣東通誌‧海防略》所附輿圖,該處仍作雙筯門,但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該誌時,已改為雙樹門。推測其原因,是記錄當地人口音差異而致。另一可能是因水上人的「忌諱」而來。按明代陸容所撰《菽園雜記》說,江南人講究禁忌,水鄉船隻多,往來於江河湖泊的船民們,為祈求安全,忌說「住」(意味船隻擱淺遇險),而把箸稱者「筷兒」(筷子),有祝福行船快捷的意思。該書所指是江、浙船民,但閩、粵兩省的水上人,亦有此俗,故將筯(箸)改為發音近似的「樹」。 雙筯(箸)門變為雙樹門,「筯」和「樹」同為長形物質,音亦近似,可以說得過去。再轉為「四」,音雖近但含義牽強( 2 X 4 = 8 )。從「忌諱」角度,尤不可取。有位遠足朋友笑說,雙四門讀似雙屍門或雙死門,真是「大吉大利」!倒不如索性二四如八稱為「八門」,正合香港人喜「發」心態。雖是戲言,但也有些道理。總而言之,由筯而樹,由樹而四,可謂每況愈下。 順道一提,珠江口龍穴島附近,亦有一處雙筯門,與上述的是同名異地,不可混淆。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下) 機場於1930年建成,仍沿用「啟德」作為名稱,以反映其發展歷史。同時,英皇家空軍亦在該處建立一個基地(R.A.F. Station, Kai Tak)。幾年後,已有五間航空公司,以啟德機場為基地,擴展航線至中國多個大城市。1935年機場擴建,受影響的樓宇需拆卸。故此,接近機場的啟禮道、啟智道、啟信道、五德路、七德路和九德路,都在街道名冊中消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出動大批戰機,迅速將英空軍基地摧毀,日軍佔領香港後不久,更決定擴建空軍基地,啟德濱及九龍城寨以南的民居,及附近的二十條村落,如蒲崗、大磡、隔坑、馬頭涌及珓杯石等,全被剷平,村民被迫遷離,既無補償,亦無從申訴。更令人悲憤的,是日本軍為求多取沙石,不惜拆去九龍城寨的石牆,炸掉宋王臺兩古蹟。由於日軍的擴建,啟德機場面積增加一倍。 1960年代為配合噴射機時代的到來,啟德機場再次大規模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機場大廈則鄰近九龍城市區。擴建工程完成後,啟德機場成為國際知名的「空港」。隨着不斷增加的客和貨運,為香港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 機場大廈鄰近,亦開闢了一批新的通路,它們都以二次大戰後的民航機類型作為路名,如天威道(Skymaster Drive)、德高德(Dakota Drive)、康威道(Convair Drive)、彗星道(Comet Road)、電星道(Electra Drive)、協調道(Concorde Road),是一種可取的命名法。 1980年代九龍灣鄰近機場部份,又再一次進行填海,開闢了大幅土地,作住宅發展與其他公共用途。主要的道路和屋邨,亦以「啟」字作為字根,如啟祥道、啟福道、啟樂邨和啟業邨,承傳了「啟德」之名。 1998年香港國際機場遷往大嶼山赤鱲角後,啟德機場地區一度「沉寂」。最近,原址重新發展藍圖完成,注入了郵輪碼頭與其他現代化設施的新元素,我們冀望見到新街道和建築物的名稱,有更新的創意。
人生逆旅,充滿不少憧憬,可在油盡燈滅前,一切又歸於平淡,最後的願望訴求原來又是那麼簡單— —從「晚晴工程」的服務個案,可悟出這個道理。 「晚晴工程」是「基督為本基金」倡導的善終深化服務。「基金」創辦人盧炳松以「告別遺憾、留住回憶」八個字概括了工作目標:「晚晴」服務主要是為末期病患者圓滿最後心願,讓他們安詳渡過餘暉。患者申請服務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醫生證明屬晚期病患者,二是由患者親自道出個人最後願望。申請被接納,義工團隊開始跟進安排,整個活動並會錄影及拍照。錄影是安排上免費的「思念網」,後人無論何時在何地,都可在網上看到「晚晴人士」與家人共聚溫馨情景;照片則用作編製一本畫冊供後人留念,一切活動安排等開支,全部由「基金」承擔。   Holly個案 「晚晴」服務聽似悠閒,實在很緊張。每宗個案都是「時不予我」,義工必須有「消防員」精神,爭分奪秒去「救火」。例如,「基金」原訂是2018年「開張」,但去年11月接到首宗個案。晚期淋巴癌患者Holly(50歲)最後意願是在家“煮餐飯俾阿媽食”最後感恩。因為醫生說她已沒時間等,「晚晴」於是提早開工,安排她回家與母親共晉「最後晚餐」再送返醫院。半個月後Holly便與世長辭!首宗個案,義工勞心勞力報効,「晚晴」總支出是兩千多元,卻為逝者及家人留下溫馨回憶!   梁伯個案 恩平梁伯的個案,是「晚晴」服務最花時間、費心的一宗。現年70多歲的梁伯是香港建築工人,十多年前自港返鄉安度晚年,殊知在去年底身體不適,回港檢查證實患上晚期腎衰竭立即入院。留醫期間,他希望將鄉間妻子及兩名女兒申請來港,一查之下,原來其妻早年自越南偷渡到大陸定居,與兩名十及十二歲女兒至今仍沒戶口,更因「非婚生」,未能證明與梁伯的關係。念及時日無多,梁伯向「晚晴」求助回鄉安排後事等死。醫院一名女護士同情梁伯遭遇,帶備醫療藥物與「晚晴」義工於年廿八送他返鄉。隔鄰戒毒村一對同屬越南籍的牧師夫婦,得知此事亦來協助,經商量,帶梁伯及兩女兒到深圳醫院驗DNA,事後梁伯由義工陪同回港繼續留醫。據說大陸公安部門已受理此個案,在香港醫院留醫的梁伯,希望有生之年了卻此心願。   「晚晴」完成的個案還有:護持前列腺癌黃老先生於辭世前參加女兒婚禮、安排肝癌的阿KEN(40歲)在父親節與家人及稚女在外共晉「最後的西餐」、送90高齡關婆婆返回南山村舊居向老街坊致謝道別,還有為數名患者寫「自傳」----------事無大小,都是為晚晴人士「告別遺憾」渡餘暉!         陳女士個案 至今年7月份,「晚晴」共完成七宗個案,另有兩宗仍在跟進。當中,耗費最多是四川新娘陳女士個案。她於今年5月申請「晚晴」服務已是晚期肺癌入骨,希望回鄉落葉歸根。「晚晴」原計劃僱醫療專機及醫護人員護送,但僅是包機便要十萬元。主治醫生認為陳女士短途飛行可坐卧交替沒問題,義工改用普通航班商務客艙,並多購一個客位併合成床供休憩,在專職護士陪同下安然送返四川,即時轉入成都醫院。三個多星期後陳女士與世長辭,享年40。這個案全部開支不用六萬元,是「晚晴」創辦以來最多的服務開支。 「基督為本基金」是新成立慈善團體,因未具服務往績未能申請資助。現時的啟動經費,當中一百五十萬元是由創辦人盧炳松捐出,另外兩萬餘元是同工捐獻。盧炳松表示,「晚晴」開展服務至今九個月,服務支出、一名職員薪金、租金等全部開支才三十萬,啟動資金尚可以運作兩年,當務之急是集中精力做出成績,更歡迎讀者轉介「晚晴」服務及加入義工行列。 網址:https://basicfoundation.org.hk  
【註釋】尖沙咀信號山上的信號塔,建於一九〇七年,裝置報時儀器。當年,每日下午一時正,吊於塔頂的一個巨大銅球便會下墮報時。這種報時方法終於一九三三年不再使用,因為當時已流行無線電報時。古蹟猶存,由於具有歷史價值,香港政府把它建成為信號山公園,並予以開放,供市民休憩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