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三月 26, 2019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上) 20世紀初,九龍城地區開始城市化。當時有兩個商業集團,分別在區內進行花園市鎮發展計劃。其一是英商集團的九龍塘花園城市,另一個是華人社會領袖集團的九龍灣填海建屋計劃,兩者都因「省港大罷工」及發起人去世而遇到困難,後者只能完成約一半工程,部分建成屋宇及街道最後亦因機場發展而拆卸。 九龍灣填海建高尚華人住宅的構思,是由伍廷芳博士提出,計劃的實施則由一間名為「啟德營業有限公司」(The 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 Ltd)負責,主要的發起人是華人立法局議員何啟及殷商區德,參加者還有多位當時著名的紳商:曹善允、張心湖、周壽臣、黃廣田、莫幹生、韋玉、周少岐和李桂培等。該公司的名字,就是以兩位發起人的名字合成。 何啟是廣東南海人,先後在英國獲得醫學及法律學位,返港後從事法律業務。1890年起任立法局議員長達24年,並獲授爵士銜,他亦曾協助在中國國內推行「維新運動」。 區德又名歐澤民,廣東南海人,在香港以經營「昭泰隆」(A. Tack & Co.)百貨及傢俬業起家,擁有大批物業,中環的昭隆街與安蘭街大部份屋宇,都是他興建的。他和何啟是姻親。 啟德發展公司向港府解釋它的發展計劃時,提出的主要論據是:「滿清政府倒台後,中國國內局勢動盪,有必要為大批到來香港的華人提供舒適的住所,藉此可令他們定居香港,投資發展本地經濟。」 港府經過考慮,因多種原因難決,適逢何啟急病去世,故延至1915年末才批准填海200畝,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工程於1920年完成,之後立即動工興建房屋,這個稱為「啟德濱」(Kai Tak Bund)的地域,規劃為十多條街道,其名稱都以「啟」和「德」作字根。東西走的五條,用仁、義、禮、智、信為名,即啟仁道、啟義道等,連同長安街共六條大路。南北走的道路,用數字排名,即分別為一德路至九德路。樓宇建成初期,因受毒蚊與瘴氣的謠言,以及交通不便的影響,入住者稀少,直至兩者澄清及改善後,才有較多人遷入。 第二期工程在1921年開始,但進行並不順利,1926年工程停頓,其主要原因,是期內先後發生「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香港經濟嚴重衰退,不少居民更離港返鄉。最後到1927年,填海工程被政府接管。 省港大罷工除令港英政府經濟損失外,英國在中國的外交及政治利益亦受打擊。當時中國的「北伐」進展迅速,引起各地民眾借此衝擊「通商口岸」的英租界,令國民政府得以藉此收回漢口、九江、鎮江和廈門的英租界,英國擔心香港殖民地的穩定,遂興起在香港建立一個空軍基地,以加強防衛的念頭。接近港島的啟德演,正符合這個需求,除軍事用途外,機場亦可應付當時在全球各地興起的民用航空業務,其濱海位置更有利於水上飛機的使用。
鰲洋甘瀑 中國社會傳統,很多縣市都有所謂「八景」或「十景」,其目的是彰顯當地的風景文物,提升縣市的「聲望」。港九新界昔日所隸的新安縣,也有「新安八景」,其名目是︰一、赤灣勝概;二、悟嶺天地;三、杯渡襌蹤;四、參山喬木;五、廬山桃李;六、玉勒湯湖;七、鰲洋甘瀑;八、龍穴樓台。 上述的三與七,都位於現今香港特別行政區內。「杯渡襌蹤」是指屯門的青山與靈渡山的景物,以及杯渡襌師等事蹟。「鰲洋甘瀑」是指海旁的瀑布,其所在曾引起爭論。它有兩個說法,其一認為鰲洋即大鵬灣南部的石牛洲,其二指它位於港島華富的瀑布灣。 第一種說法主要根據嘉慶《新安縣誌》的地圖,圖中在南、北佛堂之東南海面有一鳥標作「獨鰲洋」,而該誌卷四「山水略」亦稱︰「獨鰲洋在城南二百里左為佛堂門,右為急水門。」故此「獨鰲洋」當在大鵬灣。其實,該圖所稱「獨鰲洋」(山)實指大鵬灣南部,塔門洲正東約5公里的石牛洲(Shek Ngau Chau)。它是一個面積細小的山岡,全無水源,故與「甘瀑」扯不上關係,只不過因「獨鰲」與「石牛」乃一音之轉,修誌者又未經身臨勘察,於地貌景觀,均一無所知,故有此誤。 第二種說法的論據是,成書於康熙初年(約1670年)的《廣東新語》卷四〈水語〉海中淡泉條︰「海中淡泉凡六,其在新安七都大洋中者,曰鰲泉。」而嘉慶《新安縣誌》卷十八勝跡略亦指出︰「鰲洋甘瀑在七都大洋中,有石高十丈,四面鹹潮,中有甘泉飛瀑,若自天而下。」據此,許地山教授在1930年代末期著文認為,「鰲洋」是位於香港海面,昔日香港的一個別名「香江」,亦起於此。有人更引一幅19世紀初期的西洋畫支持,這是外國人哈納(W.Havell)於1816年所作有關瀑布的水彩畫,它描繪一群海員划小艇到瀑布旁汲水的情景。按歷史記載,19世紀初,來華貿易的洋船,有不少寄泊於石排灣西南一帶海面,並在此瀑布汲水補給。 再者,從哥連臣中尉(Lieutenant T. B. Collinson)1845年所繪的全港島地形圖中可見到,全島西南的溪水,匯集於薄扶木村後,經現今華富邨旁山崖「飛瀑」入海,該處因此稱為瀑布灣(Waterfall Bay),與上述脗合,更增強了此說的可信性。 1860年代,港府為解決市區食水供應,將薄扶林的溪水(土名馬尿河)引至中環,稍後更建成薄扶林水塘,自此「甘瀑」消失。這宗「溪此名留」的事實,又一次證明了「地名是社會演變的活化石」。  
【註釋】鯉魚門海峽,一道奇特海門,礁崖上有座燈塔。鯉魚門燈塔曾經多次修建,突出其顯著信號燈,為原啟德機場夜航導向指標。鯉魚門燈塔距鯉魚門市中心海鮮酒家、食肆不遠,如在月夜晚飯後,到此海演漫步、觀賞鯉魚門的海角潮音,領略一下黑海明燈的光彩。  
雙四門 地名的變異,往往是因方言發音偏差、記錄錯誤或「忌諱」原因而致。香港島東南角的雙四門與狗髀洲,就是好例子。 雙四門(Sheung Sz Mun)是鶴咀半島與蒲台群島間的海門,是港島東南面的重要水道,群島東端的橫瀾,百多年前已建有燈塔導航。雙四門之得名,有說是因附近的八個島嶼(蒲台、墨洲、螺洲、螺洲白排、狗髀洲、宋崗與橫瀾兩島。這是望文生義,不足為信。 其實,雙四門古稱雙筯門,以狗髀洲(原稱珓杯洲)的「雙筯」而名。「筯」與「箸」通用,古代以竹製,故從竹助聲,助以夾食的器皿,即粵語的筷子。雙筯,是指該島為海浪侵蝕,裂為二長形似箸。雙筯門的歷史長遠,其名首見於明代中葉《粵大記》所附的《廣東沿海圖》第二十一圓。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也多次記述,如卷二〈地語 ∙ 海門條〉說:「南海之門最多,……從新安(即今寶安縣)而出者,曰小三門,曰屯門、曰急水(今作汲水)、曰中門(即今尖沙嘴與中環及灣仔間海道)、曰鯉魚、曰雙筯。……」 清道光二年(1822年)阮元修的《廣東通誌‧海防略》所附輿圖,該處仍作雙筯門,但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該誌時,已改為雙樹門。推測其原因,是記錄當地人口音差異而致。另一可能是因水上人的「忌諱」而來。按明代陸容所撰《菽園雜記》說,江南人講究禁忌,水鄉船隻多,往來於江河湖泊的船民們,為祈求安全,忌說「住」(意味船隻擱淺遇險),而把箸稱者「筷兒」(筷子),有祝福行船快捷的意思。該書所指是江、浙船民,但閩、粵兩省的水上人,亦有此俗,故將筯(箸)改為發音近似的「樹」。 雙筯(箸)門變為雙樹門,「筯」和「樹」同為長形物質,音亦近似,可以說得過去。再轉為「四」,音雖近但含義牽強( 2 X 4 = 8 )。從「忌諱」角度,尤不可取。有位遠足朋友笑說,雙四門讀似雙屍門或雙死門,真是「大吉大利」!倒不如索性二四如八稱為「八門」,正合香港人喜「發」心態。雖是戲言,但也有些道理。總而言之,由筯而樹,由樹而四,可謂每況愈下。 順道一提,珠江口龍穴島附近,亦有一處雙筯門,與上述的是同名異地,不可混淆。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下) 機場於1930年建成,仍沿用「啟德」作為名稱,以反映其發展歷史。同時,英皇家空軍亦在該處建立一個基地(R.A.F. Station, Kai Tak)。幾年後,已有五間航空公司,以啟德機場為基地,擴展航線至中國多個大城市。1935年機場擴建,受影響的樓宇需拆卸。故此,接近機場的啟禮道、啟智道、啟信道、五德路、七德路和九德路,都在街道名冊中消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出動大批戰機,迅速將英空軍基地摧毀,日軍佔領香港後不久,更決定擴建空軍基地,啟德濱及九龍城寨以南的民居,及附近的二十條村落,如蒲崗、大磡、隔坑、馬頭涌及珓杯石等,全被剷平,村民被迫遷離,既無補償,亦無從申訴。更令人悲憤的,是日本軍為求多取沙石,不惜拆去九龍城寨的石牆,炸掉宋王臺兩古蹟。由於日軍的擴建,啟德機場面積增加一倍。 1960年代為配合噴射機時代的到來,啟德機場再次大規模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機場大廈則鄰近九龍城市區。擴建工程完成後,啟德機場成為國際知名的「空港」。隨着不斷增加的客和貨運,為香港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 機場大廈鄰近,亦開闢了一批新的通路,它們都以二次大戰後的民航機類型作為路名,如天威道(Skymaster Drive)、德高德(Dakota Drive)、康威道(Convair Drive)、彗星道(Comet Road)、電星道(Electra Drive)、協調道(Concorde Road),是一種可取的命名法。 1980年代九龍灣鄰近機場部份,又再一次進行填海,開闢了大幅土地,作住宅發展與其他公共用途。主要的道路和屋邨,亦以「啟」字作為字根,如啟祥道、啟福道、啟樂邨和啟業邨,承傳了「啟德」之名。 1998年香港國際機場遷往大嶼山赤鱲角後,啟德機場地區一度「沉寂」。最近,原址重新發展藍圖完成,注入了郵輪碼頭與其他現代化設施的新元素,我們冀望見到新街道和建築物的名稱,有更新的創意。
人生逆旅,充滿不少憧憬,可在油盡燈滅前,一切又歸於平淡,最後的願望訴求原來又是那麼簡單— —從「晚晴工程」的服務個案,可悟出這個道理。 「晚晴工程」是「基督為本基金」倡導的善終深化服務。「基金」創辦人盧炳松以「告別遺憾、留住回憶」八個字概括了工作目標:「晚晴」服務主要是為末期病患者圓滿最後心願,讓他們安詳渡過餘暉。患者申請服務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醫生證明屬晚期病患者,二是由患者親自道出個人最後願望。申請被接納,義工團隊開始跟進安排,整個活動並會錄影及拍照。錄影是安排上免費的「思念網」,後人無論何時在何地,都可在網上看到「晚晴人士」與家人共聚溫馨情景;照片則用作編製一本畫冊供後人留念,一切活動安排等開支,全部由「基金」承擔。   Holly個案 「晚晴」服務聽似悠閒,實在很緊張。每宗個案都是「時不予我」,義工必須有「消防員」精神,爭分奪秒去「救火」。例如,「基金」原訂是2018年「開張」,但去年11月接到首宗個案。晚期淋巴癌患者Holly(50歲)最後意願是在家“煮餐飯俾阿媽食”最後感恩。因為醫生說她已沒時間等,「晚晴」於是提早開工,安排她回家與母親共晉「最後晚餐」再送返醫院。半個月後Holly便與世長辭!首宗個案,義工勞心勞力報効,「晚晴」總支出是兩千多元,卻為逝者及家人留下溫馨回憶!   梁伯個案 恩平梁伯的個案,是「晚晴」服務最花時間、費心的一宗。現年70多歲的梁伯是香港建築工人,十多年前自港返鄉安度晚年,殊知在去年底身體不適,回港檢查證實患上晚期腎衰竭立即入院。留醫期間,他希望將鄉間妻子及兩名女兒申請來港,一查之下,原來其妻早年自越南偷渡到大陸定居,與兩名十及十二歲女兒至今仍沒戶口,更因「非婚生」,未能證明與梁伯的關係。念及時日無多,梁伯向「晚晴」求助回鄉安排後事等死。醫院一名女護士同情梁伯遭遇,帶備醫療藥物與「晚晴」義工於年廿八送他返鄉。隔鄰戒毒村一對同屬越南籍的牧師夫婦,得知此事亦來協助,經商量,帶梁伯及兩女兒到深圳醫院驗DNA,事後梁伯由義工陪同回港繼續留醫。據說大陸公安部門已受理此個案,在香港醫院留醫的梁伯,希望有生之年了卻此心願。   「晚晴」完成的個案還有:護持前列腺癌黃老先生於辭世前參加女兒婚禮、安排肝癌的阿KEN(40歲)在父親節與家人及稚女在外共晉「最後的西餐」、送90高齡關婆婆返回南山村舊居向老街坊致謝道別,還有為數名患者寫「自傳」----------事無大小,都是為晚晴人士「告別遺憾」渡餘暉!         陳女士個案 至今年7月份,「晚晴」共完成七宗個案,另有兩宗仍在跟進。當中,耗費最多是四川新娘陳女士個案。她於今年5月申請「晚晴」服務已是晚期肺癌入骨,希望回鄉落葉歸根。「晚晴」原計劃僱醫療專機及醫護人員護送,但僅是包機便要十萬元。主治醫生認為陳女士短途飛行可坐卧交替沒問題,義工改用普通航班商務客艙,並多購一個客位併合成床供休憩,在專職護士陪同下安然送返四川,即時轉入成都醫院。三個多星期後陳女士與世長辭,享年40。這個案全部開支不用六萬元,是「晚晴」創辦以來最多的服務開支。 「基督為本基金」是新成立慈善團體,因未具服務往績未能申請資助。現時的啟動經費,當中一百五十萬元是由創辦人盧炳松捐出,另外兩萬餘元是同工捐獻。盧炳松表示,「晚晴」開展服務至今九個月,服務支出、一名職員薪金、租金等全部開支才三十萬,啟動資金尚可以運作兩年,當務之急是集中精力做出成績,更歡迎讀者轉介「晚晴」服務及加入義工行列。 網址:https://basicfoundation.org.hk  
【註釋】尖沙咀信號山上的信號塔,建於一九〇七年,裝置報時儀器。當年,每日下午一時正,吊於塔頂的一個巨大銅球便會下墮報時。這種報時方法終於一九三三年不再使用,因為當時已流行無線電報時。古蹟猶存,由於具有歷史價值,香港政府把它建成為信號山公園,並予以開放,供市民休憩之用。  
在九龍城西面,即今九龍仔公園與又一村之間,昔日有一小村——九龍仔,其名載於嘉慶《新安縣誌》,與九龍寨同屬官富司管轄。據港府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8吋比例組別),該村規模細小,耕地不多,相信其村民是從九龍城寨或九龍街分支而來,故稱為「九龍仔」。該村有小徑經風門坳(今東寶庭道近九龍仔公園處)往九龍城寨。20世紀初期,英國軍部在村址附近建軍營時,村民獲補償他遷,只餘下較南的小部份耕地(土名鴨仔湖)。據港府出版的《香港、九龍及新界地名誌》(A Gaze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 the News Territories),1943年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將部份受影響的九龍城居民,徏置到鴨仔湖附近,稱為模範村(Model Village or Mo Fan Tsuen),其址即今李惠利專業學院及浸會大學學生宿舍。 1950年代初,港府將窩打老道以東,蘭開夏道以北的九龍仔剩餘荒地,開闢為低密度住宅區,並在其中心地點,劃出一地段,作為「九龍仔業主會」會所及運動場。區內街道,像「九龍塘花園市鎮」一樣,全部以英格蘭郡縣而名,如牛津道(Oxford Road)、劍橋道(Cambridge Road)及對衡道(Durham Road)等。 1960年代初,為配合噴射機時代到臨,港府在啟德機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海中,填海泥土,全部取自九龍仔山坡,風門坳因此而消失,削平後的台地,因利乘便闢為九龍仔公園。不過,航機降落新跑道的路線,經過九龍塘、九龍仔與九龍城,飛機升降的噪音,對當地居民造成困擾,這問題到1998年機場遷往赤鱲角才解決。
【註釋】此廟原本不大,經過重修變成一巍峨殿宇,車公塑像龐大,高聳豎立,頭頂屋樑。車公廟址近城門河,又有花園、亭台、使臣彫塑、鐘鼓樓,遊沙田的人多到此一行。車公廟是香港重點保護廟宇之一,每年農曆正月初三,香火頂盛,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在19世紀60年代,原位於溪澗(黃竹坑)原村土地不敷應用,於是移至溪澗南邊另立新圍,北面的村屋則稱為舊圍(或黃竹坑舊圍)。據說,本港著名華人領袖周壽臣,即誕生於新圍,他青年時為中國政府選派赴美國留學,畢業後回中國服務了一段时期,便返港定居。1926年獲港府委任為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因周氏對香港社會的貢獻,香港圍南面的一個山崗,亦命為壽臣山(Shouson Hill)。壽臣山村後有小坵,土名鐵坑山,海拔143米,此即《粵大記》輿圖中之鐵坑。 另一方面,珠三角洲一帶自清初之後,人口大增,需石材建設,因平原地帶缺石,故需從鄰近地區輸入,香港島多石,正好供應,當時,島上打好的石塊,都運到香港仔岸旁排列,等候船隻運送,故該處便稱為石排灣。 石排灣的南岸為鴨脷洲,該島形似鴨頭,而島之南有幾乎相連的礁排,兩者狀似鴨頭伸舌,但廣府人忌諱舌(蝕本),故以脷代舌,分別稱為鴨脷洲與鴨脷排。 香港仔西面,昔日另有一小灣,原為小漁艇停泊之所,後因泥沙淤塞成陸,漸闢為農田,故稱田灣。二次大戰後更填平建屋邨,稱為田灣邨,邨內街道,近陸部份以農產有關而命名,如嘉禾街、登豐街,近海的則以漁產而名,如漁利街、漁獲街、漁豐街,海旁所填成的大道,則稱為田灣海旁道。 由於香港仔的發展歷史,與漁業、航運和工業有關,所以在20世紀發展為市區時,區內的街道和建築物,都環繞這個背景而命名。與漁業有關的如漁豐街與漁光邨;與航運有關的如惠風街與平瀾街;與工業有關的如布廠灣與洛陽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