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一月 17, 2019
雙四門 地名的變異,往往是因方言發音偏差、記錄錯誤或「忌諱」原因而致。香港島東南角的雙四門與狗髀洲,就是好例子。 雙四門(Sheung Sz Mun)是鶴咀半島與蒲台群島間的海門,是港島東南面的重要水道,群島東端的橫瀾,百多年前已建有燈塔導航。雙四門之得名,有說是因附近的八個島嶼(蒲台、墨洲、螺洲、螺洲白排、狗髀洲、宋崗與橫瀾兩島。這是望文生義,不足為信。 其實,雙四門古稱雙筯門,以狗髀洲(原稱珓杯洲)的「雙筯」而名。「筯」與「箸」通用,古代以竹製,故從竹助聲,助以夾食的器皿,即粵語的筷子。雙筯,是指該島為海浪侵蝕,裂為二長形似箸。雙筯門的歷史長遠,其名首見於明代中葉《粵大記》所附的《廣東沿海圖》第二十一圓。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也多次記述,如卷二〈地語 ∙ 海門條〉說:「南海之門最多,……從新安(即今寶安縣)而出者,曰小三門,曰屯門、曰急水(今作汲水)、曰中門(即今尖沙嘴與中環及灣仔間海道)、曰鯉魚、曰雙筯。……」 清道光二年(1822年)阮元修的《廣東通誌‧海防略》所附輿圖,該處仍作雙筯門,但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該誌時,已改為雙樹門。推測其原因,是記錄當地人口音差異而致。另一可能是因水上人的「忌諱」而來。按明代陸容所撰《菽園雜記》說,江南人講究禁忌,水鄉船隻多,往來於江河湖泊的船民們,為祈求安全,忌說「住」(意味船隻擱淺遇險),而把箸稱者「筷兒」(筷子),有祝福行船快捷的意思。該書所指是江、浙船民,但閩、粵兩省的水上人,亦有此俗,故將筯(箸)改為發音近似的「樹」。 雙筯(箸)門變為雙樹門,「筯」和「樹」同為長形物質,音亦近似,可以說得過去。再轉為「四」,音雖近但含義牽強( 2 X 4 = 8 )。從「忌諱」角度,尤不可取。有位遠足朋友笑說,雙四門讀似雙屍門或雙死門,真是「大吉大利」!倒不如索性二四如八稱為「八門」,正合香港人喜「發」心態。雖是戲言,但也有些道理。總而言之,由筯而樹,由樹而四,可謂每況愈下。 順道一提,珠江口龍穴島附近,亦有一處雙筯門,與上述的是同名異地,不可混淆。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下) 機場於1930年建成,仍沿用「啟德」作為名稱,以反映其發展歷史。同時,英皇家空軍亦在該處建立一個基地(R.A.F. Station, Kai Tak)。幾年後,已有五間航空公司,以啟德機場為基地,擴展航線至中國多個大城市。1935年機場擴建,受影響的樓宇需拆卸。故此,接近機場的啟禮道、啟智道、啟信道、五德路、七德路和九德路,都在街道名冊中消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出動大批戰機,迅速將英空軍基地摧毀,日軍佔領香港後不久,更決定擴建空軍基地,啟德濱及九龍城寨以南的民居,及附近的二十條村落,如蒲崗、大磡、隔坑、馬頭涌及珓杯石等,全被剷平,村民被迫遷離,既無補償,亦無從申訴。更令人悲憤的,是日本軍為求多取沙石,不惜拆去九龍城寨的石牆,炸掉宋王臺兩古蹟。由於日軍的擴建,啟德機場面積增加一倍。 1960年代為配合噴射機時代的到來,啟德機場再次大規模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機場大廈則鄰近九龍城市區。擴建工程完成後,啟德機場成為國際知名的「空港」。隨着不斷增加的客和貨運,為香港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 機場大廈鄰近,亦開闢了一批新的通路,它們都以二次大戰後的民航機類型作為路名,如天威道(Skymaster Drive)、德高德(Dakota Drive)、康威道(Convair Drive)、彗星道(Comet Road)、電星道(Electra Drive)、協調道(Concorde Road),是一種可取的命名法。 1980年代九龍灣鄰近機場部份,又再一次進行填海,開闢了大幅土地,作住宅發展與其他公共用途。主要的道路和屋邨,亦以「啟」字作為字根,如啟祥道、啟福道、啟樂邨和啟業邨,承傳了「啟德」之名。 1998年香港國際機場遷往大嶼山赤鱲角後,啟德機場地區一度「沉寂」。最近,原址重新發展藍圖完成,注入了郵輪碼頭與其他現代化設施的新元素,我們冀望見到新街道和建築物的名稱,有更新的創意。
人生逆旅,充滿不少憧憬,可在油盡燈滅前,一切又歸於平淡,最後的願望訴求原來又是那麼簡單— —從「晚晴工程」的服務個案,可悟出這個道理。 「晚晴工程」是「基督為本基金」倡導的善終深化服務。「基金」創辦人盧炳松以「告別遺憾、留住回憶」八個字概括了工作目標:「晚晴」服務主要是為末期病患者圓滿最後心願,讓他們安詳渡過餘暉。患者申請服務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醫生證明屬晚期病患者,二是由患者親自道出個人最後願望。申請被接納,義工團隊開始跟進安排,整個活動並會錄影及拍照。錄影是安排上免費的「思念網」,後人無論何時在何地,都可在網上看到「晚晴人士」與家人共聚溫馨情景;照片則用作編製一本畫冊供後人留念,一切活動安排等開支,全部由「基金」承擔。   Holly個案 「晚晴」服務聽似悠閒,實在很緊張。每宗個案都是「時不予我」,義工必須有「消防員」精神,爭分奪秒去「救火」。例如,「基金」原訂是2018年「開張」,但去年11月接到首宗個案。晚期淋巴癌患者Holly(50歲)最後意願是在家“煮餐飯俾阿媽食”最後感恩。因為醫生說她已沒時間等,「晚晴」於是提早開工,安排她回家與母親共晉「最後晚餐」再送返醫院。半個月後Holly便與世長辭!首宗個案,義工勞心勞力報効,「晚晴」總支出是兩千多元,卻為逝者及家人留下溫馨回憶!   梁伯個案 恩平梁伯的個案,是「晚晴」服務最花時間、費心的一宗。現年70多歲的梁伯是香港建築工人,十多年前自港返鄉安度晚年,殊知在去年底身體不適,回港檢查證實患上晚期腎衰竭立即入院。留醫期間,他希望將鄉間妻子及兩名女兒申請來港,一查之下,原來其妻早年自越南偷渡到大陸定居,與兩名十及十二歲女兒至今仍沒戶口,更因「非婚生」,未能證明與梁伯的關係。念及時日無多,梁伯向「晚晴」求助回鄉安排後事等死。醫院一名女護士同情梁伯遭遇,帶備醫療藥物與「晚晴」義工於年廿八送他返鄉。隔鄰戒毒村一對同屬越南籍的牧師夫婦,得知此事亦來協助,經商量,帶梁伯及兩女兒到深圳醫院驗DNA,事後梁伯由義工陪同回港繼續留醫。據說大陸公安部門已受理此個案,在香港醫院留醫的梁伯,希望有生之年了卻此心願。   「晚晴」完成的個案還有:護持前列腺癌黃老先生於辭世前參加女兒婚禮、安排肝癌的阿KEN(40歲)在父親節與家人及稚女在外共晉「最後的西餐」、送90高齡關婆婆返回南山村舊居向老街坊致謝道別,還有為數名患者寫「自傳」----------事無大小,都是為晚晴人士「告別遺憾」渡餘暉!         陳女士個案 至今年7月份,「晚晴」共完成七宗個案,另有兩宗仍在跟進。當中,耗費最多是四川新娘陳女士個案。她於今年5月申請「晚晴」服務已是晚期肺癌入骨,希望回鄉落葉歸根。「晚晴」原計劃僱醫療專機及醫護人員護送,但僅是包機便要十萬元。主治醫生認為陳女士短途飛行可坐卧交替沒問題,義工改用普通航班商務客艙,並多購一個客位併合成床供休憩,在專職護士陪同下安然送返四川,即時轉入成都醫院。三個多星期後陳女士與世長辭,享年40。這個案全部開支不用六萬元,是「晚晴」創辦以來最多的服務開支。 「基督為本基金」是新成立慈善團體,因未具服務往績未能申請資助。現時的啟動經費,當中一百五十萬元是由創辦人盧炳松捐出,另外兩萬餘元是同工捐獻。盧炳松表示,「晚晴」開展服務至今九個月,服務支出、一名職員薪金、租金等全部開支才三十萬,啟動資金尚可以運作兩年,當務之急是集中精力做出成績,更歡迎讀者轉介「晚晴」服務及加入義工行列。 網址:https://basicfoundation.org.hk  
【註釋】尖沙咀信號山上的信號塔,建於一九〇七年,裝置報時儀器。當年,每日下午一時正,吊於塔頂的一個巨大銅球便會下墮報時。這種報時方法終於一九三三年不再使用,因為當時已流行無線電報時。古蹟猶存,由於具有歷史價值,香港政府把它建成為信號山公園,並予以開放,供市民休憩之用。  
在九龍城西面,即今九龍仔公園與又一村之間,昔日有一小村——九龍仔,其名載於嘉慶《新安縣誌》,與九龍寨同屬官富司管轄。據港府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8吋比例組別),該村規模細小,耕地不多,相信其村民是從九龍城寨或九龍街分支而來,故稱為「九龍仔」。該村有小徑經風門坳(今東寶庭道近九龍仔公園處)往九龍城寨。20世紀初期,英國軍部在村址附近建軍營時,村民獲補償他遷,只餘下較南的小部份耕地(土名鴨仔湖)。據港府出版的《香港、九龍及新界地名誌》(A Gaze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 the News Territories),1943年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將部份受影響的九龍城居民,徏置到鴨仔湖附近,稱為模範村(Model Village or Mo Fan Tsuen),其址即今李惠利專業學院及浸會大學學生宿舍。 1950年代初,港府將窩打老道以東,蘭開夏道以北的九龍仔剩餘荒地,開闢為低密度住宅區,並在其中心地點,劃出一地段,作為「九龍仔業主會」會所及運動場。區內街道,像「九龍塘花園市鎮」一樣,全部以英格蘭郡縣而名,如牛津道(Oxford Road)、劍橋道(Cambridge Road)及對衡道(Durham Road)等。 1960年代初,為配合噴射機時代到臨,港府在啟德機場建新跑道,伸入九龍灣海中,填海泥土,全部取自九龍仔山坡,風門坳因此而消失,削平後的台地,因利乘便闢為九龍仔公園。不過,航機降落新跑道的路線,經過九龍塘、九龍仔與九龍城,飛機升降的噪音,對當地居民造成困擾,這問題到1998年機場遷往赤鱲角才解決。
【註釋】此廟原本不大,經過重修變成一巍峨殿宇,車公塑像龐大,高聳豎立,頭頂屋樑。車公廟址近城門河,又有花園、亭台、使臣彫塑、鐘鼓樓,遊沙田的人多到此一行。車公廟是香港重點保護廟宇之一,每年農曆正月初三,香火頂盛,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在19世紀60年代,原位於溪澗(黃竹坑)原村土地不敷應用,於是移至溪澗南邊另立新圍,北面的村屋則稱為舊圍(或黃竹坑舊圍)。據說,本港著名華人領袖周壽臣,即誕生於新圍,他青年時為中國政府選派赴美國留學,畢業後回中國服務了一段时期,便返港定居。1926年獲港府委任為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因周氏對香港社會的貢獻,香港圍南面的一個山崗,亦命為壽臣山(Shouson Hill)。壽臣山村後有小坵,土名鐵坑山,海拔143米,此即《粵大記》輿圖中之鐵坑。 另一方面,珠三角洲一帶自清初之後,人口大增,需石材建設,因平原地帶缺石,故需從鄰近地區輸入,香港島多石,正好供應,當時,島上打好的石塊,都運到香港仔岸旁排列,等候船隻運送,故該處便稱為石排灣。 石排灣的南岸為鴨脷洲,該島形似鴨頭,而島之南有幾乎相連的礁排,兩者狀似鴨頭伸舌,但廣府人忌諱舌(蝕本),故以脷代舌,分別稱為鴨脷洲與鴨脷排。 香港仔西面,昔日另有一小灣,原為小漁艇停泊之所,後因泥沙淤塞成陸,漸闢為農田,故稱田灣。二次大戰後更填平建屋邨,稱為田灣邨,邨內街道,近陸部份以農產有關而命名,如嘉禾街、登豐街,近海的則以漁產而名,如漁利街、漁獲街、漁豐街,海旁所填成的大道,則稱為田灣海旁道。 由於香港仔的發展歷史,與漁業、航運和工業有關,所以在20世紀發展為市區時,區內的街道和建築物,都環繞這個背景而命名。與漁業有關的如漁豐街與漁光邨;與航運有關的如惠風街與平瀾街;與工業有關的如布廠灣與洛陽街。
【註釋】九龍新界沙頭角坪輋有座長山古寺。據殿壁上的碑文記載,長山吉寺修建於清同治七年,寺內有古鐘一口,刻載「乾隆五十四年」,並鑄「佛王庵,佛王爺案前永遠供奉」字樣,歷史悠久。古寺正門外有一對石刻聯句︰「長亭惜別,古道臨岐,雨笠塵襟人日日;山鳥吟春,寺室送曉,煙鐘風磬我年年。」據說此寺在遠古時是驛館遺址。長山古寺前的古道,今已是貨運的高速公路,直通沙頭角關卡。吉寺冷寂,老榕相伴,時聞山鳥啼鳴,景色清幽。  
九龍塘 在1819年的嘉慶《新安懸誌》中,九龍塘是官富司管轄的「客籍」村莊,故此相信它是「復界」後創立的。據港府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村址位於現今深水埗區內,即界限街與西洋街北段交界的警察體育會球場,它背靠小山(現為儲水池),村前為廣闊的海濱「圍田」,有「基圍」(堤壆)防海水湧入。圍田的前身,是曬鹽之海灘,昔日習慣稱為「塘」,村名「九龍塘」,就是指它位於九龍地區的低漥地帶,在基圍的西端,尚有一小村「塘尾」,相信指它是在九龍塘堤壆的末端。 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九龍塘村很快便消失。據掌故家魯金(梁濤)報導,其原因是在1897年時,本港有商人,探知英國打算向滿清政府租借界限街以北地區,在未定約前已在界北收購土地,九龍塘村民不知底蘊,見商人出價高,便紛紛將土地出售,然後他遷,九龍塘村遂逐漸解體。商人購入土地後,將中國地契轉為港英官契,再將土地轉賣牟利。不過,稍後香港政府將該地段,大部分劃為運動場和休息地,所以投機商人所得不多。至於「九龍塘」之名,1920年代的政府地圖,把它「移至」現今又一村以北的位置。 1922年,以立法局議員義德(Montague Ede)為首的一批英商,組成「九龍塘及新界發展有限公司」(Kowloon Tong and New Territories Development Co.)計劃將九廣鐵路以東,與九龍仔比鄰的土地,闢建為英國式花園別墅市鎮,稱為「Kowloon Tong Estate」,但工程受到1925年省港大罷工和發起人病逝的影響而停頓。罷工結束後,投資者組成「維持會」,謀求繼續發展,但資金短缺,後來得到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協助,終於在1929年完成。由於投資者大部分為英商,所開闢的十多條道路,都以英格蘭的郡縣而名,如新月形的雅息士道(Essex Crescent)、半扇形的律倫道(Rutland Quadrant)、長形的根德道(Kent Road)和天井形的志士達道(Chester Road)。同時,為感謝出手援助的何東爵士,更將一條曲尺形的街道命名為何東道(Ho Tung Road),後者可說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另一方面,「維持會」亦決定將雅息士道所圍繞的地段,建為九龍塘花園城會所,並設球場與泳池,供區內業主使用。 這個「花園城市」的創建,使「九龍塘」的稱呼,由西向東遷移近一公里,是香港地名演變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香港仔位於香港島西南部,因有鴨脷洲(Ap Lei Chau)為屏障,形成一個良好的小海灣。長期以來,是香港區域內最大的漁港,其發展歷史悠久,亦為港島之冠。 香港仔原名香港,自明代嘉靖年間,這個小港灣便以轉運東莞運來的香木馳名,並以此得名。當時「莞香」先由陸路運抵九龍尖沙嘴(古稱香埗頭),然後用小船載來香港仔,改以乘載量較大的艚船運往廣州,再轉陸路運江蘇、浙江以及華北。香港之名,首見於明代中葉(16世紀)郭棐《粵大記》所附之輿圖。其第二十圖中,載有現今香港島上的七個地方,由西至東為:香港、鐵坑、舂磑、赤柱、黃泥埇、大潭及筲箕灣。此「香港」稱謂,當時只是指島上的一個海灣,而非全港島的名稱。 清初康熙年代的《新安懸誌》,有香港村之名。「復界」後,有名周啟文者,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從廣東省移來,在現今香港仔東面約兩公里的溪澗旁,重建立村,其位置即香港仔隧道南出口附近,仍沿用香港村之名。此村亦載於1819年的嘉慶《新安懸誌》卷二〈輿地略 ·都里〉。不過,由於當時很多沿海地區的鄉村多有建圍牆以保安,故鄉村亦稱圍村,故香港村又有香港圍之別稱,其實該村並沒有圍牆。村旁之溪澗,沿山坑南流,因溪房多黃竹生長,故稱黃竹坑。 英軍佔領香港前後,英國商人和海軍多在港島南部登陸,再雇當地水上人(蜑民)帶他們沿山路往港島北部的中、上環一帶,英人把香港村的名字,誤為是全島的名字。故香港的英語譯音Hong Kong,是依蜑民所說的口音「康港」拼成的。稍後,英國人發現了這個錯誤,但又不便把島名更改,便把香港村(此時譯為Heong Kong,即香港的廣府話發音)至石排灣一帶改稱香港仔(Little Hong Kong)。基於這緣故,日本佔領香港時期,把「香港仔」改為「元香港」,即「香港的源起」之意。 英國正式據有香港後,以當時英國外交大臣鴨巴甸勳爵(Lord Aberdeen)之爵銜--Aberdeen,作為香港仔的名稱;石排灣則稱為鴨巴甸灣(Aberdeen Bay),而鴨脷洲為鴨巴甸島(Aberdeen Island)。此三名稱均載於皇家工程隊哥連臣中尉(Lieutenant T.B.Collinson)於1845年繪的香港島地形圖(Ordnance Map)。該圖將香港圍稱為Heong Kong,以別於全島的稱謂Hong Kong。上述Aberdeen Bay及Aberdeen Island兩名,因本地居民少用,故後來的地圖,其英文名稱改用音譯的Shek Pai Wan及Ap Lei Chau。恰巧的是,Aberdeen為蘇格蘭東北部的漁港,引致很多人以為香港仔的Aberdeen是借彼喻此。 香港仔東北面,源自黃泥涌峽南坡的河谷,早期港府地圖稱之為史丹頓谷(Staunton Valley),河谷溪水流入海處(土名涌尾),則稱為史丹頓涌(Staunton Creek),這兩個名稱及中環的士丹頓街(Staunton Street),均源自19世紀初期,陪同英國亞默斯勳爵(Lord Amherst)前往北京商談貿易的史丹頓爵士(Sir Ceorge Staunton)。自河谷水為香港仔水塘所截後,此兩名稱已少用。